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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李永峰:引領中國開放的先鋒習仲勳

 

在廣東省檔案館內,收藏著三份習仲勳親筆起草與審閱的文檔。十九大之後,當他的長子習近平,成為中國新一代領導核心,帶領中國走向新時代之際,香港媒體前去查閱習仲勳檔,意外發現,過去已經解密的文檔再度被加密。如今,除了一份關於教育和文化的建議外,另外兩份檔已成為「謝絕閱讀」的內部機密。

這個小插曲,讓人們想起習仲勳與香港的淵源。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了非凡的作用,而這個作用,最初正是習仲勳引進。1979年6月,與中央爭取到「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的批文後,習仲勳開始放手改革,為了擔心剛剛離開文革不久的部下們思想不夠開放,習仲勳責令時任省委秘書長的楊應斌和時任副省長的黃靜波,帶著地委書記們去香港參觀。

責令地委書記去香港參觀

據當時在廣東省委辦公廳工作、後來擔任習仲勳秘書的琚立銘說,這次香港之行,讓廣東的地委書記們大吃一驚。高樓林立的香港,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一經對比,大家明顯感到內地的落後。這打開了大家的眼界,找到了差距,確立了推行開放政策的信心。沒有習仲勳,便沒有後來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的廣東,可能也就沒有現在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香港。

當習仲勳嘗試在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時候,身為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也在申請將遼寧的海港城市大連建成經濟特區。如果大連走在深圳的前面,也許今天的香港,將是另外一幅景象。不止香港,整個中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同樣也離不開習仲勳的作用。

明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將迎來四十周年。今天人們提及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往往會從改革談起,「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當時的兩位地方大員趙紫陽、萬里,是從下而上推動改革的關鍵人物。

而開放的問題,一向比改革更敏感。近代以來,因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中國朝野之間,對外部勢力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如此。開放的進程,時常落後於改革。但是開放的作用卻更大,甚至,關鍵時刻改革之所以能夠有成效,往往在於「開放倒逼改革」。

盤點四十年來的歷史,重新反思改革開放的動力,發現最初推動開放的力量,其實一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由於八十年代末期悲劇性的遭遇,改革的三位領袖,胡、趙、喬,雖然在官方喉舌的口徑中受到淡化,但在中國社會中尊崇,卻一直持續。

推動開放的首要功臣

而中國自下而上推動開放的首要功臣,便是習仲勳。身為開國元勳,習仲勳1952年便作為「五馬進京」中的一馬,與東北高崗、東南饒漱石、中南鄧子恢、西南鄧小平一起,從地方進入中央,開始處理全局性問題。1959年更官拜副總理。但隨後不久便是長達十六年的批鬥與下放時期。

1978年2月告別下放之地的洛陽礦山機器廠,習仲勳返京,並於當年4月南下廣東,開啟了中國的開放之路。最初來到廣東的習仲勳,發現經歷了十年浩劫的珠三角,經濟崩潰、民生艱苦,很多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香港。現實衝擊著他的情感,也推動著他的開放政策的形成。

到廣東就任後的7月上旬,習仲勳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據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考察的《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回憶,在收容站裏,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正是為了解決外逃問題,從19歲開始就發動「兩當兵變」、領兵作戰的習仲勳,既有擔當精神,又有開放思維,開始思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狀。當年10月份,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這便是後來經濟特區的雛形。中國的對外開放正是從最初的深圳特區開始。

儘管習仲勳在第一線主持對外開放政策的時間並不長久,但他不惜冒險推出特區構想,以及從全局角度將廣東省打造成對外開放的試點,為中國的開放政策奠定了基本方針。如果說從安徽與四川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左翼,那麼從廣東開始的對外開放,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右翼。兩個翅膀共同帶領中國騰飛。

作為引領中國開放的先鋒,習仲勳的一生,在中共黨史中所留下的痕跡,其實遠不止「對外開放」這一點。一生為人「正派善良」的他,在內鬥不斷的中共黨內,遭遇坎坷、愈戰愈勇。前兩年,中央電視台文獻紀錄片《習仲勳》,曾提到,他在西北土改比較溫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人人表態批彭德懷,他最後選擇沉默;還有他對三門峽大壩工程的表決投反對票等等。

反對批鬥胡耀邦

其實,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沒有提及的還有1987年1月份,保守派遊說鄧小平,突然召開「黨內生活會」,批鬥當時中共黨內最高領導總書記胡耀邦。忍無可忍的習仲勳怒斥這一幕,「天啊!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

此前,在1935年,習仲勳同樣怒斥過北方局代表擴大肅反,那一次他差點被活埋;1959年,他拒絕加入批鬥彭德懷的隊伍;1962年,康生借小說《劉志丹》,指責習仲勳「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開始了習仲勳被批鬥與下放的命運,他也只是向周恩來表示,「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

伴隨胡耀邦的下台,肝膽相照的習仲勳也離開改革的中樞,遠離朝局。1993年之後更長期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去世,在他所推動建立的特區裏,坐看社會的劇烈變遷。在中共黨史中,在中國近代史,習仲勳都留下了不可磨滅、道德與事功都讓人仰止的典範。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到來之際,他的長子習近平帶領中國,開創新的道路。習仲勳的精神,應該受到更好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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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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