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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溫仕文:從伊朗立憲革命看伊朗的政治發展和宗教影響

和大部分人預想不同,即使伊朗實行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女性卻有投票權,而且對衣著的限制沒有遜尼派鄰國如沙特等嚴苛。不過,伊朗女孩9歲後就要負刑責,包括死刑(P.S. 石刑在伊斯蘭教法上仍然存在,但2012年已在法律上被其他死刑取代)。(網絡圖片)

 

伊朗給西方的印象傾向負面,其中一大原因是其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保守教派的權力較大,能夠通過部分壓制少數族裔與女性權益的法例。有部分西方人也感慨伊朗曾經何時是中東少有的親西方國家,擁抱現代文明,但經歷了1978—79年的革命後,伊朗變為保守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反對西方亦反對現代文明,證明人類文明真的有可能倒退云云。

誠然,伊朗部分法例違反人權,國內的保守派也長期干預政治而惹起部分群眾不滿。不過,西方的這種說法,某程度上反映西方普遍並不理解伊朗的政治及宗教發展。事實上,伊朗人民對民主的訴求比起不少人所想像更加成熟:他們追求的不是一套迎合西方的政制——西方政府滿意的政府,若是貪腐無能(如巴列維者),受苦的最終還是伊朗人民;可見,伊朗人追求的是一套健全和有效的政制。

同是改革派旗手的伊朗現任總統魯哈尼及前任總統哈塔米。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二人都是傳教士家庭出身,也是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的傑出學者(典型的烏力馬階層);魯哈尼本人更是教士及早就追隨高米尼。(網絡圖片)

 

此外,伊朗的宗教勢力並不一定是社會變革的阻力,更不是所有宗教人物都是保守成員。事實上,宗教是伊朗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把宗教從伊朗人民的身份中分割出來。

若要明白伊朗為什麼這麼避忌西方,以及理解宗教對伊朗政治的影響,可以看看伊朗近代史裡的兩場革命。也或我們也可從中得到啟示,對伊朗現在和未來的政治發展,產生不同的看法。

薩法維王朝的疆域及時人生活畫作。(網絡圖片)

 

什葉派與烏力馬的興起

建於1501年的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的伊斯瑪儀一世(Esmail I)見子民以遜尼派為多數,決心強制採用什葉派為國教。為了達成目的,他大量雇用烏力馬(ulema;穆斯林學者),除了免卻稅務,也提供土地和資金援助,興建清真寺和學校等等。到了1722年,即使薩法維王朝陷入長達70多年的內亂時,烏力馬在民間的地位已經有所提高,群眾也已經以什葉派為多數。

1722年,阿富汗民兵造反,期間也刻意攻擊烏力馬。在亂世中,部分烏力馬認為,穆斯林有必要借助理智來重新解讀宗教法律 —— 每一個時代的環境有所改變,所以烏力馬有責任為普羅大眾提供新的解說。換言之,解讀也是烏力馬的「特權」;一如戰亂以前,他們的地位難以動搖。

群眾在收益中撥出一部分,捐獻予烏力馬,作為虔誠的證明。烏力馬則為群眾提供指引,尤其是宗教、法律和商業方面的事務。到了繁榮安定的年代,烏力馬和市集商人和工匠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甚至安排兩方家族的成員通婚,互相借助對方的財富和社會地位。

烏力瑪可視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神職人員/宣教士,在民間興辦教育及宣導宗教信仰,令他們成為波斯境內牢不可破的特殊階級。(網絡圖片)

 

烏力馬雖然說是學者,但是教育始終以宗教為主,所以他們談論政治時相對十分重視信仰。不過,他們對政制的看法因人而異,並非一面倒支持或反對傳統的王室或西方的憲法制。

如何也好,烏力馬的崇高地位表示,他們有能力組織群眾反對世俗化政府的管治,成為世俗政黨以外的強大勢力。從往後的歷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烏力馬一方面能夠推動良好的社會變革,但另一方面也能夠成為政治變革的阻力——取向涉及利益和權力。

納賽爾丁(Naser al——Din Shah Qajar)沙阿,是卡扎爾王朝在位最長君主,達49年。他任內施行一定程度的西方改革,但1872年伊朗發生的大饑荒進一步削弱伊朗國力,同時他執政後期也將大量國家權利”賣”給西方以圖利,間接促成1906年伊朗革命的爆發。(網絡圖片)

 

王朝衰落與帝國主義

20世紀早期的卡扎爾王朝(Qajar dynasty)財力有限,被逼減低軍費,從而令中央政府處於弱勢。地區勢力崛起,各地部落各自為政,令中央政府更難徵收稅務,對外也特別顯得弱小。因此,英俄兩國積極向伊朗施展影響力,提供大量資金,換取英俄兩國的商貿特權。兩國的目標離不開經濟發展,但對英國而言,伊朗也是保護英屬印度的緩衝區,用以防範俄國(直至1908年英國發現伊朗油田能夠提供平價石油,才變得更加積極地干涉伊朗的內政)。

經濟開放為伊朗的普羅大眾帶來商機,但是英俄的商貿特權令收益側重於兩國的公司,大大打擊伊朗市集商人的生計。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伊朗,也因為大量入口外國農作物而令當地的農民生意下跌;雖然很多農民轉為種植經濟作物(cash crops),但是全球市場的供求超出他們控制之外,因此他們仍然有機會入不敷出。到了飢荒時期,糧食出產早已變低的伊朗,當然難以應付災情。

俄國和英國也分別控制了沙阿(伊朗國王)的軍事和銀行業務。俄國軍官指揮全伊朗戰鬥力最高的哥薩克旅(當然由沙阿支付薪金),而英國的保羅·路透(Paul de Reuter)男爵則掌管伊朗的國家銀行。

除了這兩大國之外,比利時人約瑟夫·那努斯(Joseph Naus)也按照沙阿要求,接管了伊朗的關稅、郵政、衛生等政府服務。不過,由於英俄兩國過於霸道,令伊朗人形成「歐洲人必然是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印象,因此,不少伊朗人認為那努斯實則上是操控關稅,而非真正打算幫助伊朗。

不難理解,在很多伊朗人眼中,伊朗已經被列強瓜分,而沙阿無力保護國家免受列強欺壓,也成為激進政治派的宣傳利器。

支持伊朗立憲革命的伊斯蘭教士及平民齊集德黑蘭英國公使館示威。(網絡圖片)

 

立憲革命的爆發

沙阿納賽爾丁(Naser od-Din)政見比較保守,也特別敵視政治改革。繼任的兒子穆扎法爾丁(Mozaffar od-Din)比較開明,但缺乏威嚴。他解開審查後,馬上出現大量新報紙和政黨,要求沙阿推行憲法和各種改革。

1905年,俄國出現農民起義,舉國陷入內亂,嚴重衝擊伊朗經濟。生意淡薄、物價飛漲,令民間積聚更多怨氣。12月,德克蘭市長下令嚴刑處分兩名商人,理由是他們貨物定價過高。然而,其中一人是長者,不時捐助烏力馬修建清真寺,在區內備受尊敬。民怨爆發,引來烏力馬和世俗政黨加入,除了要求辭退市長之外,也重提進行憲法、設立代表大會,以及解聘那努斯(控制了關稅的比利時人)。

伊朗沙阿(國王)的哥薩克衛隊。(網絡圖片)

 

沙阿穆扎法爾丁無法平亂,唯有讓步,但是遲遲沒有計劃召開代表大會正義院(House of Justice),引來部分激進派的抨擊。到了1906年7月,沙阿決定打擊激進的烏力馬,卻觸發宗教學生上街示威。期間,警方開火鎮壓,一名賽義德(seyyed; 相傳他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中槍身亡。消息傳開後,德克蘭的知識分子和商人也加上了烏力馬的示威,癱瘓全城。

作為沙阿的皇牌,哥薩克部隊當然是平亂的先鋒。不過,缺錢的沙阿無法遊說部隊出動(這個部隊的總人數不超過600,或者他們打算看風使舵)。最終,沙阿屈服民意,於10月首次召開議會(Majles),並於12月30日簽暑批准憲法。及後沙阿於翌年1月病故,由兒子穆罕默德阿里繼位。

 

短暫的勝利

一如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後來的二月革命,伊朗的立憲革命是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合作成果。革命勝利使不少政要自視過高,變革的野心也導致勝利者互相衝突。世俗政黨的政要接手政府後,烏力馬原本打算退出政壇,但是部分改革威脅他們的地位和利益(如司法改革使烏力馬的法律地位下降),令不少烏力馬擔心現代化將會消滅他們。

世俗政治也動搖宗教的一大核心思想:烏力馬作為宗教領導,其權威來自阿拉;憲法則指出沙阿的權力來自人民,而非阿拉 —— 那麼,憲法推行後,烏力馬的權力來源會否有受到大眾質疑的一天呢?

不少烏力馬後悔非常,開始改變傳道內容,指責憲法政制違背當初的意願,因此信徒不應該予以支持。部分烏力馬甚至反口,擁護帝制,呼籲群眾幫助沙阿打倒革命軍。

1908年6月,沙阿穆罕默德借助俄國的軍隊開進德克蘭,炮轟議會,逼使革命派投降;沙阿決心斬草除根,處死不少知名的政要。他深知烏力馬之中不乏保守成員,於是以他們為反革命的喉舌,平定民眾。

現仍樹立在大不里士市的巴斯克維爾半身銅像。(網絡圖片)

 

順利壓制了德黑蘭的革命派後,俄軍攻擊革命派佔據的省份,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不里士(Tabriz)︰一名年輕的美國教師霍華德·巴斯克維爾(Howard Baskerville)與伊朗革命軍並肩作戰,最終在一次突擊行動中戰死沙場。不久,大不里士失陷。

革命的勝利轉眼變為失敗;沙阿的勝利也有同等的命運。1909年7月,南部的革命軍由不同路線向首都推進,趕走沙阿。在革命軍的「擁護」之下,艾哈邁德(Ahmad)沒有經過加冕儀式就成為繼任沙阿。革命軍恢復議會,邀請各派成員參選,但革命軍與保守派(尤其是烏力馬)的關係早已破裂。

此時,革命軍之間也佈滿野心勃勃的政要,打算以武力和暗殺維持自己的實力和權力,反過來引致國家更加混亂,情況變得比弱勢的沙阿統治時期更差。同時,革命政府沒錢,結果還是需要俄國的援助,自然也受到俄國的擺佈。

如同1905年的俄國革命,發動革命的份子在階段性成功後,很快就因為內閧而被沙阿/俄國勢力各個擊破……(網絡圖片)

 

立憲革命的最後一口氣

財政混亂的伊朗,找來了美國人威廉·摩根·舒斯特(William Morgan Shuster)擔任伊朗的財政顧問。與早前戰死的巴斯克維爾一樣,舒斯特懷抱反殖民主義的理想,希望伊朗能夠透過改善經濟擺脫俄國和英國的操控。俄國不滿,要求議會辭退舒斯特,但是大批民眾請願保留舒斯特,令議會一度進退不得。

俄國不滿,派兵前往德克蘭。保守派政要發動政變,辭退舒斯特並解散議會。如是者,立憲革命結束了。

隨著伊朗於1908年發現石油,英國對伊朗的掠奪達到新境界,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厭恨更加難解。(網絡圖片)

 

立憲革命的幽靈

沙阿在俄軍的保護下重新掌權,而革命派則四分五裂、鳥獸星散,但是憲法革命的理念,早已在民眾的記憶中留下烙印。在往後的沙阿王朝時期,直至保守宗教派系執政以後的時期,伊朗人民依然不時提出重推憲法,反映伊朗人民相信憲法的價值,十分重視議會和選舉制度,也希望能夠改善這些制度。

革命最終失敗,其一原因是初期的勝利沖昏世俗政要的頭腦,令他們疏忽保守宗教勢力的利益,導致原先的團結迅速破裂,最終破壞了整場革命的進展。

保守宗教派系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 —— 不過,我們不能否認宗教派系在示威中擔任重要角色,尤其是號召群眾方面。不過,烏力馬沒想到革命後的政制變化會損害他們的權力和利益,所以保守的烏力馬最後選擇「背叛」革命。

是次革命的發展,為普遍比較保守的烏力馬,以及世俗化的政要和知識份子,種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在往後的沙阿統治與伊斯蘭共和國時期,兩派不時明爭暗鬥,然後各自衍生出更加激進的派系。

英俄兩國干涉伊朗的經濟和政治,也嚴重破壞伊朗平民對歐洲國家的信任。這些經驗令伊朗不願意信任歐洲,懷疑它們的善意背後都是帝國主義。不過,部分美國人無私的奉獻,令伊朗人普遍相信美國能夠成為真正保護伊朗的新勢力。不幸地,往後的歷史發展裡,不論是歐洲或是美國,都只是把伊朗當作政治棋子,目的不外乎是滿足自己的利益,最終令伊朗懷疑甚至敵視西方。

【博評】溫仕文:破壞伊朗核協議 損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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