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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邱世卿:由阿桑奇被捕回顧美國對外戰爭中的「揭密者」

 

 

「如果戰爭是非正義的,那麼也就意味著,美國人或自1950年以來受美國人資助的傀儡政府殺害越南人,這也是違背道義的。除了屠殺,我再找不到其他的詞來對此加以形容。這是大屠殺,難道結束這樣一個屠殺政策不是當務之急嗎?」

這是《紐約時報》記者尼爾.希恩(Neil Sheehan)報導了著名的五角大廈文件事件後,丹尼爾.艾斯柏格對於自己決定的一種陳述。

2019年4月11日,英國倫敦蘇格蘭場進入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逮捕了維基解密的創辦人 – 朱利安·保羅·阿桑奇,以違反2012年英國保釋規定為名。

美國檢方則在今天表示,他們起訴阿桑奇的罪名,是2010年與美國陸軍情報評析官曼寧(Chelsea Manning)共謀侵駭美國政府的機密電腦。美國司法部針對引渡亞桑傑一事發表聲明說,此一罪行可判處最長5年徒刑。

2010年初,曼寧向「維基解密」洩密,內容包括美軍空襲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與阿富汗格拉奈(Granai)大屠殺的影片、超過25萬筆美國外交電報、將近50萬筆陸軍內部報告文件,這些文件被視為伊拉克戰爭日誌(Iraq War Logs)與阿富汗戰爭日誌(Afghan War Diary)。

由於美陸軍於伊拉克戰區內欠缺足夠的情報分析員,曼寧可說被破格升為特種技術人員(SPC,級別與士官相仿,可視為解放軍的技術士官。曼寧的職級是最初級的第6級,約等同於下士),這亦令他接觸到關鍵的機密資料庫。(網絡圖片)

 

 

而因侵駭美國政府的機密電腦罪名被判刑35年曼寧則已在2017年5月17日,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卸任前夕獲得特赦出獄。

「曼寧揭發了嚴重的侵權行為,結果是美國政府多年來持續侵犯她的人權。」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秘書長Margaret Huang針對曼寧獲得特赦表示:「歐巴馬總統為她減刑是正確的,但實在拖得太久。在曼寧於監獄中逐漸凋零的同時,她揭發的資訊中那些指控卻完全沒有受到合法調查,這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近年來資訊氾濫與各種假訊息充斥,使得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善與惡、對與錯的界線是如此薄弱,不再有人能簡單的從複雜訊息的表象中理解到深埋其中的邪惡。

北部灣事件的關鍵是1964年6月2日及4日北越魚雷艇對美軍驅逐艦的「攻擊」,但由丹尼爾.艾斯柏格71年公開及2005年才解密的文件顯示,6月2日的攻擊是先由美軍砲擊挑起,北越魚雷艇才靠近美軍進行威嚇,至於4日的攻擊根本是美軍自己捏造的。(網絡圖片)

 

良心與良知的威脅

如果我們從現在這個時間點往回看,引起美國政府與社會決定退出越南,停止越戰的原因很多,但是無疑的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開始刊登五角大廈文件事其中非常重要的轉折-「五角大廈文件案」。1967年國防部長羅伯特.麥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下令,對美國如何參與越戰的過程進行全面評估。一個由三十六個人組成的研究小組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報告,這份報告多達四十七冊,其中有四千頁左右的文獻證據以及三百頁的分析。

麥納馬拉希望留下一份「越南戰爭的百科全書」,並且希望這份文字記錄能夠幫助以後政府免犯政策錯誤,麥納馬拉原本希望這份報告由民主黨人羅伯特·弗朗西斯·甘迺迪(後來的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弟弟)負責,但是因為諸多的政治因素,麥納馬拉最後是把研究調查的工作交給助理國防部長約翰·麥克諾頓執行(約翰·麥克諾頓於開始研究工作一個月後死於空難),於是計畫由萊斯利·吉爾伯接管。

參與的36個分析人員,其中一半是國防部雇員,另一半是學術界和公務人員。為了保密,分析主要使用國防部內部的文件,並沒有諮詢軍種以及白宮,包括當時詹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瓦特·羅斯托。

1969年1月15日,尼克森總統宣誓就職的前五天,這份報告完成。這份報告總共有15個副本,國防部將其中的兩份交給了智庫蘭德公司。雖然詹森總統對全體美國人聲明,越南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穩固一個「獨立、不親共的南越政權」,但是在這份五角大廈所洩漏的內容中,時任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1月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說明了美國發動越戰的潛在理由:

「不是為了幫助夥伴,而是為了圍堵中國。」

諷刺的是,尼克遜上台後,對華政策開始大變,開始嘗試”聯華制蘇”的「政策」。圖為1972年尼克遜訪華。(網絡圖片)

 

 

當時在蘭德公司工作的經濟學者丹尼爾.艾斯柏格(Daniel Ellsberg)因對越戰感到幻滅,便複製了報告中的主要部分交給媒體。

「從1964年中期到1975年戰爭結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國人一樣,身心全都投入到越戰中,戰爭一開始,我只認為越戰不過是個問題,到後來意識到越戰可能會演變成一個僵局,最後我才認識到這是一場道德和政治災難,是一宗罪行…」

這是艾斯柏格在《吹哨者的自白》這本書裡對於自己私自複印了存放在蘭德公司內部五角大廈文件後的自述。他原本是個不折不扣的「鷹派人物」,精通冷戰,反對共產主義,尤其專門針對「遏止蘇聯的核彈威脅」。

他希望美國介入越南能讓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會在越南失去領導地位。當時的他僅關心戰爭勝負,而非作戰的對象與原因,他認為這在當時理所當然,因為這種觀點是二戰與冷戰的遺產,而當時的政治菁英、學者專家以及美國的普羅大眾們則普遍認可這樣的觀點。

在清談節目THE DICK CAVETT SHOW中受訪的艾斯柏格,攝於1972年。(網絡圖片)

 

「在那段時間裡,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各種方法,以避免衝突不斷升級,因為我在1969年後其所進行的活動,1973年初期我受到聯邦政府的刑事訴訟,可以說,我個人以及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標和以此所做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人們對打贏這場戰爭所做的努力讚賞不已,但對於那些為結束越戰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有人視其為失敗的嘗試,有人認為那些行動只會讓這個國家裹足不前,還有人認為越戰只是一次錯誤的道德實驗。」

艾斯柏格後來在自己的書中寫道:「人們以為,在華盛頓或一個民主政權中根本無法保守秘密,不管這個秘密有多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上看到相關說法,但他認知到的現實並非如此,媒體上刊登的都是政府捏造的故事,是用來蠱惑、誤導記者和廣大讀者,混淆視聽正是保密程序的一部份。當然,美國畢竟不是集權國家,有些機密最後還是會昭示大眾,但即使這些資訊與人民息息相關,政府不但不會主動告知美國公民,還會塵封起來,一封就是十幾年。」

阿桑奇被英國拘捕後,厄瓜多爾方面陸續放出對阿桑奇的指控,例如在大使館內連續多年行為怪異,令使館人員不勝其擾。該等指控有點像美國政府對艾斯柏格的指控。話又說回來,何解七年來一直都沒有相關的聽聞?而且圖中阿桑奇似乎不是現在的模樣,這究竟又是多少年前的事?還是像某些報道一樣,這是美厄雙方已達成協議將阿桑奇交給美國而作出的砌詞?(網絡圖片)

 

 

「作為政府一員,我親眼目睹國會、記者與大眾是如何輕而易舉地被愚弄,所以我一直無法尊敬他們,也不認為這些人可以領導國家,採取更有效的政策,正因如此,當政府散佈謊言,繼續愚弄大眾時,我要不保持緘默,要不直接參與或表示接受,總之,對於決策者們關心的真正問題,廣大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和公眾一無所知。當時政府內部普遍認為,這些人愚昧無知,所以理所當然,應該由我們來處理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

艾斯柏格知道在政府體系的內部是無法改變這樣情況,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一般的美國國民更無法得知政府的錯誤到了何種程度。

民主制度的假設是,人民可以透過民主體制為自己以及國家做出最有利的決定,但在這裏有個弔詭的地方-人民首先必須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他們才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定;然而,是誰決定人民要知道哪些事? 或是讓人民知道到何種程度?這個決定其實……並不需要投票。

1968年美萊村美軍對村民的屠殺,進一步打擊美軍當初已經甚為薄弱的正當性,也是令反越戰運動升溫的一個關鍵事件。(網絡圖片)

 

 

「當我親手拿到泰勒交給總統的建議書,親眼看到他下的判斷時,以前的困惑全迎刃而解,所有媒體報導都與現實不符,所有官方的聲明都是騙人的謊話。」這是艾斯柏格目睹當下的震撼。

於是艾斯柏格試著將一些機密文件的內容洩漏給國會議員或官員,想要揭露總統隱瞞欺詐的行為,他也將美軍關於春節反攻的資料偷偷傳遞給《紐約時報》的尼爾.希恩(Neil Sheehan),讓他能有有所憑據撰寫報導。

「如果戰爭是非正義的,那麼也就意味著,美國人或自1950年以來受美國人資助的傀儡政府殺害越南人,這也是違背道義的。除了屠殺,我再找不到其他的詞來對此加以形容。這是大屠殺,難道結束這樣一個屠殺政策不是當務之急嗎?」

題外話,自1971年一役後,失去蘭德分析師這份工作,但他自己也有180度大變,由右傾鷹派變成反戰及反核(武)份子。(網絡圖片)

 

 

在那段時間裡艾斯柏格不斷與自己的道德良知奮戰,每一個傷亡,每一個疑問都是對自己靈魂深處某一個傷口的一種撕裂,就像是一種永生的折磨,從白天到黑夜。

這是艾斯柏格讀完五角大廈文件的感受,並讓他產生了一種迫切的使命感。這個時候的他不僅希望避免戰爭升級,而且渴望全面地結束這一場戰爭。

最後,艾斯柏格發現自己無路可走了,於是,他再次找上《紐約時報》的希恩。

後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開始刊登報告內容,而尼克森(Nixon)政府立即試圖停止進一步刊登。

揭露美國政府介入越南的另一目的後,原本已稍為緩和的國內反越戰的情緒再次升溫:大概時人料想不到美國發動越戰是為了拑制一個還未成氣候的”敵人”未來的活動吧,而且當時中美關係亦持續回暖,讓人覺得太諷刺了,究竟數萬青年的損失換來什麼意義?圖為1972年4月洛衫磯的反越戰示威。(網絡圖片)

 

 

最後紐約時報獲勝。

大法官雨果.布拉克(Hugo Black)在這場訴訟的判決中這樣寫道:「只有一個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聞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手段。」

最高法院共同決議:本院同意審理以下案件﹕美國政府尋求禁止《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刊載名為《美國越南政策決策過程史》(History of 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 Viet Nam Policy)機密研究報告的內容。「任何對言論事先設限的制度上訴至本法庭時,均承受執行此種限制的正當性,在憲法上站不住腳的嚴厲推定。」…審理《紐約時報》案的地區法院與《華盛頓郵報》案的地區法院與上訴法院均判決,政府未盡到舉證責任。

然而,尼克森政府並沒有為此道歉,越戰也沒有因此而終止。但是這份長達7,000頁的五角大廈文證明了白宮對人民的欺瞞,並在反戰怒火上再澆一大桶油。而在這起事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艾斯柏格,則成為華府的眼中釘,尼克森不但派人潛入精神科醫師辦公室,從中竊取了艾斯柏格的病歷,還竊聽他的電話,為的就是要「詆毀他的形象與可信度」,因為尼克森政府仍然擔心他手上還有其他機密將會洩漏出來。

接著發生的事,大家也知道,隨著水門案爆發,尼克森陷入醜聞,最終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難堪下台的總統。

許多人將這件美國新聞媒體對抗政府勝利的故事當成是美國式民主與自由體制的優異之處,但事實上這僅僅只是特例,是極少數少有打破政府與人民之間資訊不對等之後,從而使人民做出正確選擇的案例。

阿桑奇被捕,有人估計和維基解密揭發厄瓜多爾現任總統於歐洲渡假時的貪腐奢侈形象有關。(網絡圖片)

 

 

48年後,維基解密的創辦人在倫敦被逮捕,而他所做的事情就像48年前丹尼爾.艾斯柏格所做的一樣,差別是一個是美國人眼中的英雄,一個則是電腦犯罪的罪犯。如果說越戰是一種錯誤,那麼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敘利亞……這麼多美國介入的衝突是不是也同樣有被質疑的空間呢?

如果我們要說美國政府從五角大廈文件案中學到甚麼,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 控制媒體,控制資訊,控制宣傳

對於阿桑奇被捕的事件,我最訝異的是台灣這些平日在媒體上以自由以及民主進步思想自居的政治人物、學者們以及充滿戰鬥力,超級愛開記者會的政治團體竟然都保持沉默,沒有對這個事件表達意見,彷彿就只是這個季節中,隨風飄過的木棉棉絮,輕輕的…毫無重量。

我原本還以為會有人到AIT門口抗議…但,顯然的我也高估了他們的……良心。

編按:斯諾登事件及美國的菱鏡計劃被揭發,台港兩地聲援他的聲音已經不見得強,部分評論家甚至搬出善霸論為美國辯護(監聽盟友與肆意入侵個人網上私隱也能辯解?),至今天阿桑奇被捕,他們更是噤若寒蟬。可能美國的支持太重要了,他們真的得罪不起吧。(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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