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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邱世卿:關於情報與政策指導

 

首先我想為大家建立一個概念,對於一個國家的政策形成與指導,通常都是建立在對於對手有充足的資訊掌握上,而這些資訊單單依賴媒體的傳播是不夠的,而是必須透過足夠可靠的消息來源或是情報蒐集來獲得。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全面建立與美國的關係,在這段幾十年的時間裡,大量的留學生、官員到美國就學,美國也有大量的企業與公民在中國經商,就學,雙方有數不清的綿密關係,同時也造就了一個目前世界大國競爭中最特別的關係,既合作又競爭,是合作夥伴卻又在某些領域成為競爭對手。

 

開放改革初期,不少年輕官員也被派到美國等地作短期學習及考察,習近平就是當中一員。他當年主要是考察美國農業狀況。(網絡圖片)

 

可想而知,美國對於中國的情報工作是不會鬆懈,同樣的中國對於美國政府的內部運作也所知甚詳,過去幾十年雙方的關係就是在這種奇特的情況下彼此演化出某一種各自的最大利益。

川普上任之後,這種共生關係逐漸被打破,但是情報工作並沒有。

中國國家安全部北京總局。論單純的軍事情報,中國未必及得上前蘇聯的格別烏或KGB,但拜留學生、商業機構或大學等的聯繫,國安局對於非機密但可能更加重要的軟性情報,例如較少見報的民情、商業及學術界中流傳的消息都似乎更容易收集及綜合。這點優勢前蘇聯的情報機關就未必享有了。(網絡圖片)

 

許多人可能會誤以為,中國政府從中興事件才開始警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會逐漸走下坡,但是我猜測……更大的可能是中國在更早之前就已經掌握了美國會打貿易戰的訊息,只是還無法找到更好的解決方式,因此只能嘗試以貿易紛爭的方式解決彼此的歧見。

人類的思考是有慣性的

即使在情報已經顯示,美國的真實目標為何的情況下,持正反二種不同態度的人們還是會從各自的角度去思考,去辯護自己的想法,畢竟接受一個與過往幾十年習慣相反的結論並不容易。

凝聚共識最快的方式就是共同面對危機。

若說五月中時華為事件給了中國一記警鐘,就是對於情報的解讀不再有爭論,而中南海的最後一絲猶豫也消逝了,以主和派的全面退卻告終

編按:特朗普與其不知有多少派別的「團隊」縱然四圍胡亂出拳,但仍有較明確的目標:為美國優先,不惜破壞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文化聯繫,甚至將盟友脅迫至尷尬與無法向自己國民交待的地步;相對來說,中國看準全球化的重要性,處處以保持各國聯繫為先,不採取自我封鎖與隔絕的政策,而且收縮並集中打擊面,以應對美國全方位的「出拳」。(網絡圖片)

 

研究戰爭的人都知道,決定戰爭結果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戰爭前的準備與動員階段是最重要的,當中國的政策指導形成之後,宣傳與精神動員馬上展開。這個舉動不僅僅是為了國內的民心士氣,更重要的是,透過在中國的情報管道,北京可以非常確定華府在當天就會收到這個訊息。

雙方關係走到這裡,已經不容回頭。

上甘嶺之戰是韓戰最後期一個重要戰役,美韓及聯合國軍為在和談中取得更有利修件,集中力量打擊三八線中央的上甘嶺陣地,以打開戰線缺口。結果在志願軍死守及超過美韓聯軍3倍的傷亡下,上甘嶺的大部分陣地仍然守得住。戰役完結後不久,韓戰雙方就達成停戰協議,三年韓戰就此結束。中央電視台在美國展開貿易戰之日播放上甘嶺的電影,明示意味非常明顯。(網絡圖片)

 

川普公開說,他希望下個月G20與習近平會面,能夠為美中的貿易戰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案,然而我覺得這是說給媒體與美國資本市場聽的:在彼此都有加深、加大貿易戰爭的意願與策略下,如果沒有劇烈的衝突,二人在G20能得到多少共識,我是抱持很悲觀的態度。

上甘嶺是一個強烈的暗示:它告訴美國,也告訴所有涉入這場貿易戰爭的人,中國已經做好經濟受到嚴重傷害的準備,而美國最好也要有相同的心態。

 

文章刊載於作者個人博評,輕新聞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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