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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陳景祥:歷史教育所為何事?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失守,日軍入城(資料圖片)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因為一條關於中日關係的試題,引起一場政治風波;本來應該是教育界的事,為何會扯上政治?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5月14日在facebook專頁發表「『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香港教育不可以成為『無掩雞籠』!」帖文,引述教聯會聲明,以及港澳辦發言人去年9月指,香港的國民教育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和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的時候。

教育局在帖文出現後約個多小時即發表聲明,指試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深感遺憾,並予以譴責」。到了5月15日,教育局正式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試題。

一條給中學生作答的題目,真有如此大的殺傷力,要由外交部過問?過去幾天,朋友群組對試題風波掀起了激烈討論,支持和反對雙方都表現「激動」,反對試題一方特別強調日本侵華歷史不容美化,不能用「利弊」去作分析!

說到「反日」,我是有發言權的。1982年由學界發動的維園「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大集會(我代表中大學生會),出席者兩萬多人,當年算是一場大型群眾運動了。現場叫口號、譴責日本政府、高喊打倒軍國主義,群情激昂,還有人號召抵制日貨……由於自己是「搞手」,當年認真地讀了很多關於中日關係、文部省如何篡改教科書、日本侵華歷史等等的資料,愈看得多,就愈對這段歷史着迷。

要培養批判思考 就要容得下質疑

我對日本向來沒有太大好感,但對歷史看得更深入,就會了解到自己更多「盲點」。教育界朋友對這次試題分析都是行內人的專業意見,我無從置喙,然而我更有興趣想知道的,是歷史科到底應該怎樣教?學生讀歷史,應該教他們什麼能力?到底歷史教學的基本目的,是要灌輸學生一套「正確」的史觀,還是教導基本事實,了解史學界對歷史研究的成果,然後加以批判發展?(參考〈歷史學與歷史教學:我的一些看法〉,李弘祺,台大歷史系學術通訊,2014年10月)。

歷史教育的目的,是純粹教授知識,還是為了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如果要一個折衷的答案,自然是兩者都應兼顧,但要兼備培養批判思考能力,就要容得下學生質疑、挑戰傳統的看法,讓真理愈辯愈明,否則,就要像從前我輩讀歷史的時代,只得死記歷史大事年份、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有什麼原因等……很刻板,沒有多少發揮餘地。

在香港,歷史科給學生的印象都是「老套」落伍,要死記死背,沉悶而缺乏生氣。據學者的比較研究,現今教育界的共識是能力培養、思考訓練、實作(to do)活動等理念,歷史作為教育一環,也不能脫離這個潮流。為配合這個趨勢,許多歷史研究人員、教師等都呼籲歷史教學應該回應時代變化,不能僅限於史事的傳授,必須兼及培養學生的能力,這股思潮都反映在近年各地修訂歷史課程綱要的規劃內(參考〈歷史要教甚麼「能力」?——試論香港、台灣、英國的三份課綱〉,林慈淑,中文大學)。

我國歷史教育主要在鑑古知今

不過,學者的結論是歷史科在培養學生能力方面的發展比較緩慢,一般教師對歷史科的知識特質掌握不足,令「能力教學」的目標難以落實。文科之中有文史哲三大領域,語文和哲學的「能力培養」比較清晰:語文在表達傳意,哲學在邏輯思維,但歷史的「能力教學」是什麼?

我國特別重視歷史,對史書賦予了沉重的使命,孔子「著春秋,寓褒貶,別善惡,而亂臣賊子懼」。中國傳統史觀是「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但所謂「興替」,其實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看,即是傳統的王朝更替,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故此當一個王朝覆亡,新王朝就會下令史官修史,記述前朝由盛而衰的經過及教訓。換言之,我國歷史教育的「能力培養」,主要在鑑古知今、汲取歷史教訓,自然要提供一種「正確」的歷史觀。

距離現在愈久的歷史,爭論理應愈少,因為時間久遠,歷史真相可以看得更清楚,然而近代考古及鑑證技術日益進步,出土文物令很多歷史事件得到新發現,令古代歷史研究也得出不少新詮釋。

近世發生的事,距離現在的時間較短,事態仍在發展,不容易做一個「歷史結論」。日本侵華歷史罪證纍纍,沒有什麼討論空間,二戰之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審訊3類戰犯:甲、乙、丙三級)確認侵略戰爭為國際法的犯罪,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者列為甲級戰犯,成為了國際法戰犯概念的重大發展。

判決書肯定了日本的內外政策在受審查時期(1928至1945年)都是旨在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多國派員組成,其結論是「國際共識」,教科書應該收納其部分內容,令學生可以得到有關日軍侵略我國更全面的認識。

侵略戰爭不容爭辯,但中日關係發展卻有不少學術創見,因這次試題風波而被提及較多的,是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探討中日戰爭的根源到底是什麼?日本人是否天生具侵略性?而中國人是不是至今放不下「天朝」的自大心態?(中文大學出版社有中譯本,2019年)。全書探討的是嚴肅話題但絕不沉悶,是近年難得的探討中日關係的巨著。

內地學者也有佳作。王柯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指中日關係是亦師、亦友、亦敵,20世紀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思想的實質是建設單一民族國家,其思想就是通過日本接受的,建設單一民族國家的手法也是模仿日本,其論述甚具啓發性。

放下「包袱」才有更多批判反省空間

試題風波揭示了香港歷史教育的目標不清,歷史科到底應該教學生什麼?在這個敏感時期,香港歷史科夾雜了太多元素,除了知識傳授,還涉及家國情懷、培養愛國感情等等;在多重要求下,教育界或許會傾向以傳遞知識為主的課程和考試設計,如此方會更「安全穩妥」。

其實,讀歷史要放下「歷史包袱」,才可以有更多批判反省的思考空間,讀歷史才會更加有趣。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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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祥
在傳媒界工作逾30年,曾任職通訊社、電台、報章、網絡媒體,有豐富的編採和管理經驗。曾任教樹仁學院,及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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