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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易天擇﹕六四——失落的「那兒」與剩下的死路

攝於「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維園燭光晚會(作者供圖)

 

六四事件,恍惚陪伴著我成長,它總提醒著我的年歲。

我第一次到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是中四的時候,當年無家人陪同,更沒相約同學朋友,自己隻身一人前往維園參加集會。依稀記得,當晚中途還突然天降豪雨,晚會提早結束,而我沒帶備雨傘,幸得在旁的大叔相助,一起打傘到天后的地鐵站回家。

然而,千萬不要期望可以從支聯會的活動中,了解到三十一年前那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在他們的論述或儀式中,盡是一些吸引眼球的象徵圖騰——解放軍與學生的對峙、運動後期在廣場樹立的民主女神像、清場後在街頭急著送院救治的流血民眾,當然少不了「坦克人」——諸如此類的畫面。至於,運動何以發生,通常都是草草地提及「反官倒」和「胡耀邦逝世」,但甚麼是「官倒」、為何會有「官倒」,統統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總之,西方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在共產國家內被一黨專政「折騰」的人民所嚮往是自然不過,無需多作解釋。

這明顯是去歷史化的闡述。

其實,「官倒」是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獨有現象。在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國家曾實施「價格雙軌制」,也就是說,物品價格採用「計劃內」和「計劃外」兩套定價系統,普遍情況下是後者高於前者。一些有官僚背景的投機分子,便在其中倒買倒賣,從兩者價格差異中牟取暴利發大財,這就是所謂的「官倒」,是一種官僚貪污的形式,激起了民怨。

一九八八年,中央政府有意推進「價格闖關」,解決「官倒」問題,即取消「計劃內價格」,由市場統一調節所有物價。可是,相關政策出台的消息流傳後,引發官倒公司帶動的全社會大搶購,民眾蜂擁到銀行擠兌,以購買各類產品。為了應付擠兌潮,國家銀行因而大量投放現金,再加上商品需求激增,最終導致瘋狂的通貨膨脹,全年城鎮居民生活費用價格總指數上升了20.7%。

伴隨著通貨膨脹,政府同時大幅提高銀行利率作緊縮性調控,資本成本猛然增加,造成企業間的連鎖負債危機,生產停滯。

這是經濟學中典型的滯脹現象(stagflation),但我國當時的情況是源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種制度的矛盾困局。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就是在如斯社會經濟背景下發生的。

那時候,民眾主要反對「官倒」、反對貪污腐敗、反對失業和兩極分化,簡言之,就是反對自一九七八年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各種弊端。因此,八九民運本身就是一場基於民生問題的群眾運動。不過,問題的出路,並不像支聯會描述般,只有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法門。無可否認,當時確實有聲音提倡全盤西化,通過選舉政治達致經濟利益的公平再分配,確立所謂「正常的」資本主義制度,譬如劉曉波此類人物。可是,就連內地維權律師滕彪於去年台北的六四研討會上也坦言,運動裡反對一黨專政、徹底挑戰中共合法性的人根本少之又少。對於接受長時間毛澤東思想洗禮的一般老百姓,民主還可以有另一重意義——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支聯會致力塑造的主流六四論述,抹去了捍衛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民主的聲音;而所剩下的追求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主旋律,固然不是甚麼出路而是死路,按蘇聯解體的歷史,大量國有資產在極短時間內被賤賣,換來的是野蠻的掠奪式資本主義社會,絕非甚麼經濟正義。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一錘定音,「發展才是硬道理」,重新啟動九十年代往後一連串的深化市場改革政策:分稅制改革、取消糧票最終實現價格開放、匯率並軌連帶人民幣貶值50%、國企改革為名的大規模城市工人下崗及社會公共服務市場化、土地資源資本化機制……上述的種種措施,同樣叫人難以找到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氣息,縱使絕大部分都是出於時勢的無可奈何。

內地作家曹征路在二千年代初發表過一篇題為《那兒》的小說,描寫了國企改制給工人階級帶來的諸方面衝擊,包括不幸與困惑。

那是一個失落的「那兒」,那個「英特納雄『耐爾』」。

 

本文不代表《輕新聞》立場,原刊於作者社交媒體,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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