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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北京共識》:孔子與杰弗遜的對抗——最後的思考「美國治下的和平」

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2011年在劍橋大學發表中美關係主體演講(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2011年在劍橋大學發表中美關係主體演講(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中國信奉的亞洲模式,由日本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率先建立於偽滿洲國,經過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陸續採用與改良而日益完備,但它與上述的西方式的社會契約論是格格不入的。此外中共還信奉在中國社會內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中共的數代領導人一直認為,儒家文化反映了社會的自然秩序,而這往往被西方分析家們忽視。

華盛頓的很多人想要在中國文化中尋找一個可以容納西方思想的交集點,希望通過這個交集將西方的公民權利、「忠誠的反對派」以及信仰、表達、集會自由等等觀念引入中國,但我認為他們選擇的這種切入點很難成功。

就西方統治者而言,他們有責任保證人民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集會權利,以及在公共場所辯論的權利,並且人民有義務行使這些權利,而在儒家社會事實正好相反。在那裡,統治者的責任是保護和撫養,而人民的責任是服從。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現代政治體制,在全球事務中同樣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共同為全球經濟提供增長的基礎 ,但它們在價值觀和施政的優先順序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各自將自身的價值觀輻射到世界事務的不同領域——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展中國家,如約瑟夫·奈伊所說的,每種體制都試圖「要別人相信它們的理念」。

這兩種體制之間的軍事衝突或戲劇性的經濟攤牌不是真正的危險。我們真正需要擔憂的是,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就標誌著西方的優越性的國際政治結構與自由民主理念正面臨一個無聲無息的威脅,有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相信、不再理會這套典範了。或許更糟糕的是,美國的敵人在這方面的主要武器就是美國自己製造的資本主義和全球市場。

在最近的華爾街危機之後,倫敦流傳著一條新笑話:資本主義在一九八九年救了中國,而中國在二○○九年拯救了資本主義。正如本書所討論的,在這一時期,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構成了嚴重挑戰——不是依靠它的軍事力量或它累計的美元儲備,而是它自身的經濟成功觸發了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大轉向,它們改採用一種不同於市場式民主模式的新資本主義,讓它們在不奉行西式自由主義的價值和規範的情況下一樣可以欣欣向榮。

面對中國這樣龐大的對手與復雜的局勢,美國不能期望只用一個單一的總體戰略就可以化解一切問題。華盛頓必須將這些挑戰一個個區分開來,分別處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只有通過權力聯盟和主要國家的通力合作,我們才有希望左右中國的行為。我們應該善用中共害怕被批評和深深懼怕被國際社會排除在外的心理。但若要取得成效,我們必須集體合作,這取決於我們建立多邊夥伴關係的能力。

按照傳統的衡量標準,美國在軍事和經濟規模上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正如約瑟夫·奈伊所言,從現在起,排名居首的意義已經「今非昔比了。」

如果我們接受了美中關係將會一帆風順的通俗說法,上面的說法就更加真確了。但問題是事實並非如此。看著全球的新局勢使得民主多元主義遭受著各種形式的集權政府的考驗,人們不解,為何奧巴馬政府對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和戰略影響似乎視而不見。在短期內妥善把握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商業和軍事平衡雖然重要,但更長遠的挑戰來自於理念之爭的戰場。

中國治理模式吸引力的擴張正在壓縮西方,使我們對於社會和政府的觀念逐漸邊緣化,而且會在二十一世紀比任何其他的發展更深層地改變美國人和西方人的生活品質。斯考克羅夫特將軍說,世界可能不再會被華盛頓輕易支配,但沒有美國的領導,「幾乎不會取得什麼成就」,這並不只是安慰之詞。它是對奧巴馬政府及其追隨者們的召喚,在這場全球競賽之中,美國必須挺身而出,以堅守與捍衛西方價值的優越性為己任。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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