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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周永新﹕政府須摒棄「大市場、小政府」管治思維

【香港輕新聞】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17日於《明報》撰文表示,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並形容這次行動「史無前例」,其背後的理念卻非無迹可尋,沒有違背政府一貫的做法;若然政府仍然沿用這種「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思維,不但無法應對疫情出現的危機,要徹底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更是緣木求魚。

措施背後理念非無迹可尋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4月17日於《明報》撰文表示,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涉及金額達到1,375億元,其中800億元用來補貼僱員薪金,特首形容這次政府行動「史無前例」,以香港勞工福利史而言,政府補貼僱員薪金,確實史無前例,與政府一貫以來實行的福利政策也有矛盾;然而觀乎英國、澳洲、加拿大,甚至強調「自力更生」的新加坡,亦為避免企業倒閉和失業率飈升,推出補貼僱員工資,「世界上卻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

周永新認為,今次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可見政府也怕失業率不斷飈升,加上9月立法會將進行換屆選舉,「政府在推行防疫抗疫措施時也不無考慮」;政府在短短兩個月內,接二連三推出近3,000億元的民生補救措施,「總算贏得市民的讚許,對提升特首和官員的民望,也應有一定裨益」;然而政府這次推出的措施,金額雖然龐大,「背後的理念卻非無迹可尋,與政府一貫的做法其實也沒有違背」,發揮的效果明顯受制,「打工仔」得益的程度也打折扣。

決策官員仍是舊有的思維

周永新指,香港政府一向以來向市民提供援助的方式,大致可用「剩餘模式」(Residual Model)來形容,「就是市民必須憑一己之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和需要,自己解決不了,應先尋求親友的協助,最後政府才會伸出援手」;因此政府只應針對性地協助那些最無力自救的市民。回歸後雖然《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有享用社會福利的權利,「負責決策的官員,想的看來仍是舊有的一套,也就是政府能夠運用的資源並不是無窮無盡」,政府既不能滿足全部市民的要求,「唯一的辦法是訂立緩急次序,首先協助那些最有需要的市民,絕對不能『一刀切』地為全部市民提供援助」。

周永新舉例稱,疫情爆發初期,政府開始時採取的策略,還是離不開「針對性」的思維,「所以第一輪設立的防疫抗疫基金,受助的是疫情爆發後最受打擊的零售業」,於是在第二輪基金上210億援助其他受挫或被勒令關閉的行業,這種提供援助的辦法,政府承認難免「有所遺漏」,但給市民的印象是:「只要誰大聲叫苦,誰就可得援助,看不到政府的準則」。

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以政府補貼員工薪金的方法爭議最大,周永新引述勞工團體回應表示,「主拿了補貼,如果同時削減僱員的工資,政府豈不變相代支部分,甚至是工人全部的薪金」,而政府的回應卻是「這樣總好過工人被炒」。特首在打破慣例之餘,措施還是要避免「全民」的做法,「補貼僱主支付薪金,是把領取補貼的決定權交給僱主,如果僱主最終還是結束營業,僱員豈非一無所得,一分錢援助也拿不到」,僱員無法話事任人宰割。

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已有變

周永新認為,強積金成立已有20年,僱員可透過強積金收取補貼,然而政府解釋是技術上做不到,最大的障礙,還是官員那種抗拒「全民福利」的思維,只願意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限額,情願有工作能力的市民去申請綜援,「受疫情影響的工人去倚靠綜援,除了無法幫助他們重返就業市場外,對被解僱的工人,根本就是羞辱」。

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已不一樣,政府再不能如以往任由市民「自生自滅」,更不應相信市場無形之手可以滿足市民的需要;香港很多民生問題,政府若不插手,根本就無法解決,成為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如果政府「大市場、小政府」的思維仍在作祟,指推行的「補救措施仍是短暫的、針對性的、見步行步的,欠缺公允和透明度,沒有顧及受助市民的感受」,「不但無法應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的危機,要徹底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更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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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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