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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羅永生﹕「攬炒」是一種解殖運動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指「攬炒」是「追求真正存在意義的動盪」的解殖運動(圖擷自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網站)

【香港輕新聞】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9月20日於《明報》撰文表示,香港雖然脫離英殖已經廿多年,然而懷戀英殖時期除了「抱有無望空想的蟻民」,亦包括「當權者」,「代入昔日殖民者近乎可以為所欲為、一下子就能以壓倒性的暴力平息『土著叛亂』的致命誘惑」;而今日的局面,其實是一個遲來的解殖運動爆發的徵兆。

一個遲來的解殖運動徵兆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9月20日於《明報》撰文表示,反修例的逆權運動已屆百日,仍然無法平息,香港雖然脫離英殖已經廿多年,「懷戀英殖時期美好歲月的,絕非只是一些抱有無望空想的蟻民,更包括那些當權者」,「念兹在兹的是代入昔日殖民者近乎可以為所欲為、一下子就能以壓倒性的暴力平息『土著叛亂』的致命誘惑」。

羅永生指,香港事實上在主權移交以來,「仍然只不過是一個外表繁榮、內裏千瘡百孔、權貴傲慢、階級對立嚴重的殖民地」,逆權運動之所以那麼劇烈,「不僅因為抗爭者的意志愈來愈堅決、和平抗爭與勇武行動之間互不牴牾,也因為特區政府竟然是可以如此冥頑不靈地,以暴力鎮壓作為其唯一可靠後盾」,粉碎廿多年前「香港前途問題已經和平地解決了的假象」;今日的局面,是一個遲來的解殖運動爆發的徵兆。

解殖運動總是氾濫着暴力

羅永生引述精神病醫師法農(Frantz Fanon)所寫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根據其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經驗,認為「帝國權力歸根到柢要依靠暴力,於是造成一個你死我亡的黑白二元結構,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同時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囚禁」,因而解殖運動的攻守雙方,總是氾濫着赤裸的暴力;當面對這種解殖抗爭,「歐洲人自身的人道主義信條守則、和平勸喻,往往無法幫忙起折衝緩解的作用,因為只有瓦解整個殖民結構,才能讓新的人文主義重現生機」。

 

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維基百科圖片)

 

羅永生引述文化研究學者Samira Kawash 認為,法農其實是區分了兩種不同意義的解殖,「呼應着兩種形式的暴力,兩者不斷擺盪:其一是革命大翻身(reversal),以謀取政權更替;另一種是「追求真正存在意義的動盪」(authentic upheaval),企圖打破扭曲人性的殖民結構」;前者視暴力為工具,後者則脫離了「目的——工具」的框框,其暴力的重點不在於破壞,而是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奠立基礎。

法農認為,第一種意義的解殖運動,往往是由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所推動的,「他們一心只想把舊殖民主義改為新殖民主義,用新的遊戲規則取代舊的遊戲規則,但世界和歷史秩序仍然是由殖民主義所定義」。

攬炒是法農的第二種解殖

羅永生認為,殖民主義是一整個體制,「它所模塑的並不止是政治和經濟上的剝削關係,更加是在文化上、心理上,於存在感受上,於肉身觸覺上,不斷生產和模塑『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而解殖所需的『暴力』,並不是去更換這部殖民機器的零部件,或者更換統治者,而是要粉碎這部機器」。羅永生表示,「解殖不僅是『事件』或一個方案(project),也不在於伴隨出現的物理破壞,而是讓歷史打開缺口,讓現實事物不再依循既有的『象徵秩序』」;因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種「象徵的暴力」,無法用「成本——效益」(或「目的——手段」)去「理喻」的。

羅永生指,1997年主權移交是殖民體制的延伸,「(中國)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完成了統治者的更換,由舊的遊戲規則改換成新的遊戲規則,但階級力量懸殊,殖民權力與資本共謀的實質卻沒有變化」,「實質上和心理上,大部分香港人都仍舊是『被殖民者』」,「主權移交免卻暴力,卻掩蔽了一個體制暴力的結構」;目前抗爭者的所謂「攬炒」其實是法農作品中展示出來的第二種「解殖」。

延伸閱讀﹕

法農(Frantz Fanon)﹕《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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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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