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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博評】張競:東方諜都香港的未來前景

編按:1970年代位於今天小西灣住宅區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營區。事實上,這區亦成為監聽中心,監聽中國境內短波通訊之餘,也同樣監聽南海地區及南中國海可能出現的蘇聯潛艇或間諜船通訊。(網絡圖片)

 

香港是眾所皆知之國際金融中心,素有東方之珠美譽;但是由於因緣際會,位處東西方勢力範圍交會之處,再加上各項有利客觀條件,香港亦在二次大戰時期,已經就逐漸成為與里斯本以及卡薩布蘭加齊名之東方諜都。冷戰時期在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成員國,香港成為東西方對抗前哨,各項諜報活動更是大量增加,讓香港穩坐東方諜都寶座。

香港在過去百年來,確實歷經數度政治情勢變化與社會動亂,許多西方媒體都曾經預測過東方之珠會逐漸褪色,甚至還更殘酷地斷言香港勢必逐漸蕭條。但獅子山下來自各方匯聚於香港之各方人士,卻每每善用各項條件努力奮鬥,讓西方許多自以為是胡亂臆測之偏見破滅。

港英時代警察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實際隷屬英國軍情五處),和其他英國殖民地的Special Branch一樣,負責對內情報及反間諜、反恐工作,也注意境內左翼 / 親蘇 / 親共份子份子的活動。圖為港英時代用來扣留嫌疑間諜或政治犯的域多利道拘留所,即俗稱的白屋。1997年英國解散了政治部,同時給予所有該部門港人居英權,讓他們也將所有秘密「帶回」英國。(網絡圖片)

 

其中在1997年香港回歸,英國政府在主權移交前夕認為香港未來環境將產生重大變化,難以繼續進行情報工作;因此全力將以往在香港所建立針對中國大陸之情報蒐集工作體系,整理善後並安排人員遣散至相關大英國協國家。不料香港回歸後整個社會情勢發展與西方原先預估落差甚大,整個情報工作環境其實並無重大變化,因此原先由英國政府在港英時期所設置情報工作架構,就逐步轉交以美國為首之情報網接手,繼續讓香港維持東方諜都地位。

編按:日前美國指探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是從事間碟活動的大本營,不過這點卻相當令人啼笑皆非,因為處理及整合情報、供國內情報單位進行評估,就是外交使節機構的日常。若果美國國務院並不贊同的話,NSA也沒必要在稜鏡計劃中監控盟國在美國境內外交機構的一切通訊了。圖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網絡圖片)

 

2019年香港社會抗爭引發動亂,北京決定針對香港量身打造訂定港區國安法後,唱衰香港聲浪再度在西方媒體出現,西方政府亦紛紛表態,認為香港社會未來發展將會受到嚴重影響。當絕大部分目光都聚焦在香港未來能否繼續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國情報圈卻在關切,未來是否能夠繼續在東方諜都進行情報活動,是否仍然能夠透過香港,獲得各項重要情報資訊。

西方世界情報體系對此基本觀點是認為港區國安法許多條款,特別是針對第20條「分裂國家罪」以及第29條與第30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再加上就第四章所述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中,第43條第(五)款:“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以及第54條與第55條提供北京中央直接涉入管轄權限條文,將會嚴重壓制繼續在香港進行情報活動。

編按:總警司曾昭科,是第一個滲透至港英警政系統最高層的中國間諜,1961年被解返內地。事實上有很多被捕而沒有什麼重要身份的間諜,是被直接丟出公海的。(網絡圖片)

 

但是首先必須指出,這種觀點顯然是忽視以往就算無此法條,香港亦曾爆發過多起情報失風案件,並且亦能夠加以偵辦處理;比方說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遭致英國情報機構吸收案,港英政府助理警司曾昭科為中共情蒐案,新華社社長秘書英籍商人陳瑜林為英國情報蒐集案,再加上特首曾蔭權搬遷禮賓府以及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樓竊聽案。所以若是認為在港區國安法之前,香港不論是港英時期或是特區政府對於諜報活動完全放任,其實是項嚴重誤解;所以不管法條如何變化,關鍵核心還是在於香港政府投入多少資源,又以如何態度應對諜報活動。

近年涉及香港而又著名的國際情報事件,莫如斯洛登由美國逃到香港並披露震驚全球、涉及監聽全球政、經、軍、學術組織甚至個人的美國NSA Prism(稜鏡)計劃。之後他在香港不斷躲藏,最後在美國發出正式引導令前於2013年6月13日離開香港,前往莫斯科。(網絡圖片)

 

其次就必須指出,許多在香港所進行之諜報活動最後失風遭到破獲,未見得是在香港境內遭到逮捕。而且就算是諜報案件或是情報醜聞在香港端上檯面,比方說是2013年史諾登在香港向媒體揭露西方監聽稜鏡計畫,就算西方國家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有引渡協議,亦不斷因本案對香港特區政府施壓,但最後還是順利離境前往莫斯科。所以在香港境內所進行之情報活動若是曝光,最後會受到何種待遇,其實不僅是法條問題,更重要是香港特區政府本身政治決心才是真正關鍵。

再者就必須要說,賠錢生意沒人幹,殺頭生意卻是大有人做;諜報活動本身就具有相當風險,同時其亦必須遵循市場法則,服膺情報供需關係。為何冷戰時期在歐洲維也納、布達佩斯、柏林以及布拉格會變成諜報活動匯集之地?其實就是因為在該處能夠透過各種情報交換或是交易過程獲得情報,同時該處亦存在能夠提供情報資訊客觀條件;所以才會讓各路人馬在該處展開各種形式之諜報活動。

編按:若論亞洲情報中心,1949年前其實是在上海。蓋1由於租界關係及西化的生活,令上海容易成為各國情報員藏身、面見及交換情報的地方。三十年代這裏曾是西方列強、法西斯化國家及蘇共 / 第三國際及國共兩黨活躍的舞台。(網絡圖片)

 

此外設置有多個國際組織之國際型都會,諸如位處西方之倫敦、紐約、維也納以及日內瓦,本身就能夠透過國際組織集會,以及各國人士會晤往來,彙整出各方觀點,此對於研判政治動向來說,都具有極高情報價值,因此自然就會成為諜報活動中心。假若回頭來看亞洲各個重要國際性都會,除香港之外,曼谷與馬尼拉在國際諜報活動來說,其實水準亦不能忽視;但是新加坡與東京論國際化程度儘管不差,但當地治安犯罪偵防社會管控程度相當嚴密,俗話說得好:水太清,魚就很難活囉!所以就諜報活動來說,新加坡與東京就難以獲得國際情報圈青睞。

編按:這座位於大帽山山頂附近的建築,曾經是英軍與澳軍聯合經營的無線電通訊監聽中心,曾於60年代偵察及破譯了解放軍核物質提煉中心及羅布泊試驗場的對外通訊,從而得知中國核計劃的存在。由於本中心同時美軍提供情報,故也可視為五眼聯盟在冷戰期間對華最前線監視設施。由於訊號情報往往很容易被截收,以人與人交流與訊息傳遞為主的人工情報,其實仍非常重要。(網絡圖片)

 

同時像是開羅、貝魯特、阿布達比以及等位於中東北非以伊斯蘭教為主體信仰,但又能寬容接納西方人士活動之國際都會,其實亦是國際諜報活動之溫床;而南美布宜諾斯艾利斯廣納多國移民,南美洲各國重要資訊經常匯集該處,伊斯坦堡位處東西文明體系與國際勢力範圍交匯處,自然就是諜報活動最理想平臺,只要不挑戰地主國本身國家安全利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個提供情報交易場域東道主,安卡拉政府對此採取默許態度,不僅是安全利益算計,更隱含政治智慧。

編按:除文化交匯點及經濟活動中心外,其連帶所產生的大量多種身份人士,也是成為情報中心的重要條件。圖中人物可能是近年已曝光中美諜戰中美國一次「慘敗」的關鍵:李振成是長洲原居民、香港一名前警員,並已移民美國(但仍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及成為CIA僱員,一直從事對華情報分析活動。然而中國國安局在2000年代後期策反此人,利用其作為前CIA特工(當時他剛辭職,但仍擁有不少情報)及往來香港探親之便,進行情報滲透與交換工作。有說法指他是2010年代國安局搗破北京美國間諜網的「幕後功臣之一」。他於去年被判監19年。(網絡圖片)

 

所以展望香港未來能否維繫東方諜都運作如昔,只要中國大陸仍然保持同樣發展勢頭,還是其他國家必須重視之情報蒐集目標對象,而香港與內地能夠保持積極往來,掌握地緣便利優勢。香港繼續維持國際金融運作活動,國際組織所主辦各項活動匯聚於此,資訊發達不受管控,資金來往順利流通,出入境自由不會無端受限,生活條件理想,就會自然維持諜報活動有利客觀條件。

此外還有某種程度跨境犯罪活動,社會情況複雜程度利於掩護諜報作業,情報工作人員便於隱藏偽裝,香港社會就還會是諜報工作理想作業環境,各國還是會在香港積極布建情報工作體系,繼續將殺頭生意做下去。整個諜報工作所能獲致之國家安全利益相當高,各國都願意為此承擔風險,不可能因為一部港區國安法就將所有諜報人員都嚇到離境。諜報與情蒐就跟海上捕魚同樣要冒風險,只要能捕魚能起網豐收,風浪再大都必須出海,經商亦是富貴險中求,東方諜都聲譽豈是那部港區國安法就能讓其失色無光?

 

作者張競先生簡介:中華民國榮民,曾任海軍中權軍艦艦長,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績優畢業,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在大學執教國際關係等政治學入門課程。勤於媒體針砭時政與探論國際現勢,亦經常接受媒體電訪;偶爾出席政論節目,評論政軍議題。著述文稿課題廣泛,獲得讀者極多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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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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