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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觀點】修例事件中政府違反甚麼制訂政策的基本原則?

【香港輕新聞】特區政府因修訂《逃犯條例》引起風波,至今仍未有平息之勢,而反對者抗爭的形式亦開始發生變化。有學者撰文表示,政府在修例事件之中,完全違反公共政策制訂的基本原則和邏輯,堪可稱作「完美失敗政策的典範」,而主因是政府未有透徹理解民情及管治智慧不足。

違反制訂政策的原則邏輯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偉豪《明報》撰文表示,「《逃犯條例》修訂的整個過程,完全違反了公共政策制訂的基本原則和邏輯,是完美失敗政策的典範,足以寫入教科書以警後世」。黃偉豪認為政府的「低智與離地」是失敗主因,也是現時管治制度背後的問題。黃偉豪引述「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學派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於1959年的論文《漸進調適的科學》表示,「這學派認為社會現狀(status quo)是一個平衡點(equilibrium),任何嘗試改變現狀的政策,其實也是在轉變這個平衡點,必然受到支持現狀的既得利益者反對」。

黃偉豪表示,此分析為公共政策制訂帶來兩個重大啓示,其一「一個新政策的成敗,除了是基於它的實質內容外,也必須考慮它對不同持份者(stakeholder)和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的影響。一個政策若一次過動搖的人士及利益太多,必定遭強烈反對而失敗收場」;其二「一個合理及適當的政策應以『漸進主義』形式進行,以免受政策影響的層面太闊、太大,最終換來社會上大規模反對,失敗收場」。

黃偉豪引述公共政策學者威爾遜James Q. Wilson補充,「一個政策的影響可以分成利益(benefit)和成本(cost)兩方面」。「從一個政策設計的角度出發,一個成功的政策就是要把利益集中(concentrated)在較少數的團體上,而成本就應是分散(dispersed)於社會較多人上」。因為利益高度集中,受惠者有動機支持政策,而成本分散於社會眾多人士,由於各人成本不高,反對政策動機便不大。

缺乏問責的「偽精英主義」

對於是次修例,黃偉豪認為政府完全違反上述一切,「逃犯條例受惠的人是少至不合情理,甚至只有一個,受害人卻史無前例地眾多,完全違反『漸進主義』和政策設計的精神」;「在利益與成本分布上,「成本不是平均地用極少的分量分布在每個人身上,而是每個人均要承擔失去自己財產和自由的巨大風險」,而政府在過程中的言行及處理方式,也加劇了以上兩個導致政策失敗的主要因素。

黃偉豪指,目前香港採用的管治制度是一個缺乏問責的「偽精英主義」,「誤把權力(power)當成權威(authority),前者只依賴警方武力,後者則有民心支持」,認為「只有一個得民心的政府,才能有認受性(legitimacy),得到政治穩定」,「由於當權者毋須向市民問責,可以盡情離地,自然也缺乏學習動機,改善管治能力」,釀成管治死局的惡性循環。

「高牆與雞蛋」的官民關係

《信報》社評表示,「要明白年輕人的心聲其實不難,難只難在成年人是否願意站在他們的角度觀察世界,這就是林鄭經常放在嘴邊的同理心」。社評認為,如果6月9日百萬人上街之前,「林鄭懂得運用同理心體諒年輕人,而不是固執己見,待至警民連番衝突之後才臨渴掘井似的邀請學生會晤」,一場「完美風暴」也許可以及早防範;「體諒必須配合行動,否則再多的接觸也枉然」。

《信報》社評指,比喻為「高牆與雞蛋」的官民關係,如果林鄭如果真的誠心誠意修補社會撕裂,首先要做好兩件事,「不要把警察築成高牆,不要讓學生淪為雞蛋」,「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問責團隊徹底問責,只要打通官民對話渠道,彼此對抗的風險自可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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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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