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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觀點】政府道德力量衰弱?管治系統尚未「去殖」?

【香港輕新聞】《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引發嚴重的管治危機,政府陷入進退維谷境況。社會學學者呂大樂撰文表示,現時特區政府政府處於弱勢,不單是認受性及權威低落,而且其「道德力量」也顯着弱化,在何謂「和平示威、集會、抗議」的不確定、模糊性質下,政府機器出現猶豫、進退步伐混亂的局面。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撰文表示,自香港回歸以來,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只懂執行、不懂政治的管治架構沒有實質改變,既缺乏政治能量,亦無行經濟改革的能力和意志,難以擺脫沉淪的宿命。

因道德力量薄弱所掣肘

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社會學者呂大樂7月5日於《明報》撰文表示,「目前特區政府的狀况並不叫人感樂觀,乃因過去幾屆政府雖然也是同樣陷於困局,仍未至於像現時政府所表現出的脆弱」。對於了解政府的現時的狀態,呂大樂認為主要是從兩方面入手,其一是「現實政治中的權力基礎」,其二是「支持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在權力基礎的方面,「在這次處理修訂《逃犯條例》過程當中,以林鄭為首的特區政府表現出跟工商界的不協調、某程度的『疏忽照顧』,令人猜想它在政治結盟的工作上是否存在不足之處」。

在支持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方面,呂大樂表示,「歷屆特區政府都存在『認受性短缺』的制度性問題,其政治權威不斷受挑戰,乃此『先天缺陷』所造成」。正當性、認受性只是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同樣重要的──但在平常日子裏大家不會怎樣察覺的──是政府的道德力量」,「到了危機狀態時,政府會因為道德力量薄弱而無法維持社會秩序」。呂大樂指,當「大家視政府及其部門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力量」,「覺得他們依例執法是自己及他人都會接受的事情」,「秩序如常運作,沒有懷疑、猶豫的必要」,但當政府的道德力量出現質疑時,情況便會不一樣。

要排除不確定、模糊性

呂大樂認為,從政府角度而言,「社會反應變得難以捉摸和預測」;而由社會大眾的視角出發,「則同情心、諒解使他們接受重新劃線」,要為「何謂和平示威、集會、抗議,其界線可以再下定義」,「這一種不確定性、模糊性,令整部政府機器憂慮會否引來民情反彈,以致出現猶豫、進退步伐混亂的場面」。呂大樂表示,「政府已處於崩潰或半崩潰狀態」,加上道德力量衰弱,無法確定市民會按其標準來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令它的武力部門難作決定,後果是模糊地帶不斷擴充;如果狀態持續,「特區政府領導們連公開接觸一般市民的膽量和能力都會進一步削弱」。

英人比港人管治高明?

7月15日《AM730》「鈺成其事」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撰文引述英國左翼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表示,「現在香港有一種看法,認為1997年以前,香港經濟繁榮是因為香港社會很聰明、很自由,因為它可以順應形勢,因為它是由英國管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歷史的嚴重誤解。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1997年回歸之間表現不錯,只是因為它幸運」。

雅克解釋指,其所言的「幸運」,「是指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在中國逐漸開放的過程中,許多本來內地應該做的事,都要靠香港去做,令香港成為大贏家」。而至「2001年中國加入WTO,國家全面開放之後,香港便不能再依靠過去賴以成功的因素了,必須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雅克指,香港回歸後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幾乎沒有改變,於是便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香港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第二,香港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公務員難承擔政治決定

曾鈺成表示,「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香港公共政策涉及的所有政治決定,都由倫敦作出」;「例如1970年代香港的大規模社會改革,就是總督麥理浩按英國工黨的政治理念推出」。曾鈺成指,「回歸前的香港政府,是一個執行機構,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組成,不需要也不可能對公共政策的政治方向作出任何決定」。然而回歸之後,政府的職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不實行中國政府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北京不能取代倫敦,給香港的公共政策作出政治決定」,凡是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要自行作出決定。

曾鈺成認為,「政府決策的性質,就是政治決定」,這責任不能也不應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系來承擔;「問責制」實行多年,「沒有為特區的管治帶來強而有力的政治領導,沒有加強特區政府的政治理念,沒有提高管治團隊的政治能量,沒有實質改變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只懂執行、不懂政治的管治架構」。對於目前香港壟斷型經濟問題,曾鈺成指,「在英國殖民管治下長期存在,但它過去造成的社會矛盾遠沒有現在那麼尖銳」,「1970年代;麥理浩推行的社會改革,紓緩了階級矛盾,讓基層市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生活質素得到顯著改善」;「至1980年代,香港的社會政策跟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向右轉,社會不公平現象已漸見嚴重,不過隨著香港進入回歸中國的過渡期,政治矛盾掩蓋了社會矛盾」。

管治及經濟必需要改變

曾鈺成表示,回歸後特區政府高舉「小政府」的旗幟,以維持「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為榮,推行極右的、壟斷型的資本主義,使香港成為已發展經濟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曾鈺成引述研究提出警告指,「香港的貧富懸殊已成為促成社會動蕩的危險因素」,認為封閉保守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互相維護、互相依存,「壟斷型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抗拒政治改革,缺乏政治能量的管治架構又沒有推行經濟改革的能力和意志」,不能擺脫沉淪的宿命。曾鈺成引述雅克認為:「中國政府必須打破香港這現狀,讓香港對管治和經濟兩個問題作出必要的改變;採取另一種管治方式,採取更開放的經濟模式」。

香港政制僅造就爭取者

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前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7月15日於《明報》撰文表示,「管治權威失落、政制失效,只會令施政更為短視及舉步維艱,不利於建立香港急需的有為政治,也不可能出現北京想見的行政主導,更難彰顯一國兩制優勢」。張炳良認為,「香港作為特區在運作上不亞於聯邦制下的邦州,享有學理上『sub-national』(次國家)的自治權」,問題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程度,「有互信則海闊天空,無互信則掣肘處處」。

張炳良認為,香港政制只是培養監察政府的民意代表,造就「爭取者」而非「落實者」(deliverers);而新加坡的大選是選人「當家」,故可促成責任政治,香港則選人向「當家」索求問責,「只助長blame and shame政治」,並因缺乏民主而訴諸不斷諮詢,致程序正義有時凌駕後果正義。張炳良指,「北京要求愛國愛港者治港,但怎樣界定愛國愛港,如何促進獲廣泛市民支持的力量治港,而不止是小圈子利益治港,這才可使特區政府真正充權」;「中央不應以內地一元化管治方式看待港人治港,而港人做好香港特色就是對國家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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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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