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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慶成:都是CY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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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突然宣佈不角逐連任,讓人感到愕然之餘,近日社會上也開始回顧及總結梁振英過去四年半的功過。從網上所見,香港網民對梁振英不爭取連任的決定幾乎是一面倒地拍手稱好。不熟悉情況的外人看了,恐怕還會以為梁振英是殘暴無道的隋煬帝的翻版。

筆者也來湊個熱鬧。但在討論之前,卻有必要申報利益:在梁振英2012年上台前,筆者以為他會大力打擊樓市,於是擱置入市計劃,準備等樓價下跌再買樓。豈料四年半過去,香港樓價不但沒有下跌,反而越升越高,比梁振英上任前漲了三四成。筆者買樓計劃遙遙無期,自然也對梁振英不抱好感。

然而,正因為上述個人的緣故,筆者更加警惕和提醒自己,在評價梁振英功過時,有必要忘卻私人恩怨,就事論事。

事實上,從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要評價剛過去的人與事,就像閱讀一份沒有比例尺的地圖。一些當時發生時看似重要或嚴重的事件,在事後反觀時被證明是無足輕重。

反之,一些看似不重要的事件,隨著時間的流逝,其影響得以充分展示,反而變得舉足輕重。所以評價人與事,切忌單純從個人短期的意氣之爭出發,而應衡量其長遠影響。

不消說,梁振英敵我分明的性格,造成過去四年香港社會嚴重撕裂。而個別泛民政客極為敵視梁振英,在他上台前已要求他下台,之後又不斷地進行人身攻擊,令梁振英“魔鬼”的形象深入民心。

但平心而論,梁振英任內並非一無是處,如其推出的“零雙非”“限奶令”、制訂貧窮線及增設低收入家庭津貼等措施,顯然比上一屆特首曾蔭權更有所作為。泛民一邊責罵梁振英撒謊,另一邊自己同樣是昧著事實,“逢梁必反”,陷入了“Thatcher’s blame”(無論怎麼做都是撒切爾的錯)的怪圈。

話說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至1990年的11年半主導英國政壇期間,政績突出。但她上台頭幾年,英國經濟蕭條持續,失業率居高不下,撒切爾夫人又與工會強硬對抗,引起國內民衆反感,進而為反對而反對。

比方說,當撒切爾夫人先于英格蘭在蘇格蘭推出一項政策,就會被指責要將蘇格蘭當成白老鼠。另一方面,如果政策最後才在蘇格蘭推行,又會被指是要再冷落蘇格蘭。若政策同時在兩個地方推行,又會被批評當局漠視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地的差異。這就是所謂“Thatcher’s blame”說法的由來。

近年出現在梁振英身上的“Thatcher’s blame”例子,同樣不勝枚舉。如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扶貧、安老、助弱等社會福利措施,隨即會被泛民批評為向低下層大灑金錢來買支持。但當翌年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只簡單地交代有關政策時,又會被炮轟未能兌現競選承諾,對長者小恩小惠。

總之,一個硬幣擲出來的是正面或是反面,梁振英永遠都是輸家。

無論是“Thatcher’s blame”,還是“CY’s blame”,當中最大的問題是:當一個政治人物被定性為不可信的時候,他提出的政策,不管可預見的結果是好還是壞,反對者往往在沒有真正瞭解的情況下就已經一口否定,然後不斷對政策拉後腿。

黑白分明,是千百年來中國人評價政治人物常有的思維方式。但正如大部分政治人物既有功亦有錯,梁振英固然有許多毛病,尤其是其令人討厭的狡辯性格,港人都應該放下“CY’s blame”的思維,客觀、公道地看待其任內表現。在當前香港政治日益不理性的氛圍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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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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