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北京共識》西方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2016-08-05 17:24:04
中港傳媒

中港傳媒出版社

烏茲別克2005年與美國鬧翻後,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成為盟友。 烏茲別克2005年與美國鬧翻後,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成為盟友。(網上圖片)

 

類似乍得政府的例子有很多,每個例子都有相似的症狀。北京不再尋求輸出共產革命或主動破壞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但當一些集權者和政府和西方世界搞僵了關係後,北京當局樂意為之提供另一條出路,並且也確實這麼做了。就像孟捷慕(James Mann)在二○○七年寫道的,在世界上隨便挑一個集權者,你很可能發現中國正是在幕後支持他的黑手。九○年代末期以來,北京一直在拉攏被美國和西方拋棄的國家,並且已在全球結成一連串的盟友。下文將會詳述的例子有委內瑞拉、安哥拉、伊朗、烏茲別克和緬甸,這些國家遍布在全球各大洲。

烏茲別克

我們通過烏茲別克這個案例來檢驗「中國效應」。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與烏茲別克政府達成協議,美軍得以租用烏茲別克鄰近阿富汗邊界的一處軍事基地,條件是對烏茲別克進行援助,並在軍事上協助該國清剿伊斯蘭極端勢力。然而在二○○五年,安集延市(Andijon)的監獄暴動上升為更大的街頭抗議,烏茲別克的武裝力量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了槍,據報導,此舉可能導致了一場慘烈的屠殺。美國和歐盟隨即譴責了烏茲別克政府,並要求對此事展開國際調查。烏茲別克總統伊斯蘭·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強硬地拒絕了這項要求,並以干涉本國內政為藉口煽動民眾聲討西方。

在國際輿論界一片譴責聲中,卡里莫夫突然發現自己有了一個公開聲援他的盟友,中國政府跳進了支持卡里莫夫的陣營。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所言:「我們堅決支持烏茲別克政府打擊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這三種勢力的行動。 」這一表態說明,中國的支援超出了道德層面。烏茲別克已正式加入了一個成立於二○○一年的五國俱樂部——「上海五國」,該組織起初包括中國、俄羅斯、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哈薩克。

烏茲別克加入後,該組織更名為上海合作組織。二○○五年以前,這一組織的功能是解決成員國的邊界爭端。然而在安集延事件發生兩個月以後,中國領導人另有所圖地以上海合作組織的名義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要求美國製定從烏茲別克的軍事基地全面撤軍的時間表。塔什幹隨即宣布終止與美國在反恐領域的一切合作。與此同時,中國宣布向烏茲別克提供六千萬美元的貸款,用來鋪設一條輸氣管道,該管道可將烏茲別克的天然氣送至哈薩克-中國輸氣管。

中國效應的案例已經形成如下公式:西方政府從人權立場出發譴責某個資源富足的國家,這切斷了雙方的聯繫,換來的是這些國家與中國的新夥伴關係。

安哥拉

類似的例子還有安哥拉。在二○○二年,叛軍領袖若納斯·薩文比(Jonas Savimbi)的去世結束了安哥拉自一九七五年宣告從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獨立時就開始的內戰。停火也燃起了人們在未來某一天舉行自由選舉的希望。三十年的內戰奪走了約三十萬條生命。但是,戰爭也留下了自封的安哥拉領導人全面腐敗和治理不彰的記錄,出現了一個靠販賣石油——該國是非洲第二大產油國——發了橫財的寡頭統治集團,而普通民眾卻在這一百廢待舉的國家飽受基礎設施殘破不堪的痛苦。

內戰結束後,安哥拉政府開始同IMF商談尋求發展貸款。IMF的貸款條款包括一系列措施解決安哥拉政治中氾濫的腐敗文化,並確保貸款用於普通民眾的福利。這些措施要求國家財政有更大的透明度,尤其是對石油收入的處理。然而,就在貸款協定簽署之前,安哥拉政府突然退出了談判。這是為什麼?因為它從中國進出口銀行那裡得到了更優惠的貸款。

與IMF的一籃子條款不同的是,中國沒有提出財政透明或政治改革的要求。相反,中國提供的周期為七十年的貸款年利率僅為百分之一點五。作為回報,安哥拉政府同意每天為中國提供一萬桶原油,並在不久的將來提高到每天四萬桶。由此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在此後的五年,為了行賄,安哥拉的經濟損失了約四十億美元的石油收入,這相當於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二○○五年,國際腐敗監督機構「透明國際」指責中國對安哥拉普遍且嚴重的腐敗現象視而不見。在該機構公佈的二○○五年腐敗指數排名中,安哥拉在一百五十八個國家中排名一百五十一。

中非共和國

在安哥拉準備放棄IMF並投靠中國之際,中非共和國的內戰正在蔓延。面對不斷惡化的暴力,聯合國維和部隊不得不從該國撤出,被聯合國中非建設和平辦事處取代。這是透過讓交戰各方充分溝通、談判取得政治協議以建立一個過渡政府的第一步。然而在二○○三年,博齊澤(Francois Bozize)通過一場武裝政變取得了權力。聯合國、非洲聯盟以及西方各國政府紛紛譴責政變,並呼籲博齊澤將軍協助國際組織一道幫助這個飽受戰亂的國家恢復和平穩定。幾週之後,經過初步協商,北京決定延長無息貸款的期限,並邀請博齊澤對華進行正式國事訪問。此後不久,博齊澤便解散了國會,並在二○○五年的「民主選舉」前終止了憲法。當然,他「贏得」了那場選舉。

據聯合國難民署二○○七年的報告,中非公民的自由度過去一段時期持續下降,人道主義狀況持續惡化,本已脆弱的國家經濟雪上加霜,腐敗依然猖獗,政府干涉司法現象嚴重。但正像博齊澤在二○○七年宣傳的,中國已成了中非「可信賴的朋友」,中國「在中非最困難的時候伸出了援手」,支援中非開發新礦山並鋪設通訊設施,以刺激該國經濟。

柬埔寨

柬埔寨是另一個具體的案例,說明來自中國的支援為該國提供了一種繞過西方國家從而獲得援助的方式。九○年代晚期以來,由於政府再次變本加厲地鎮壓政治反對派,柬埔寨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柬埔寨傑出的知識分子佩區(Sockhem Pech)解釋說,西方國家或許希望通過對洪森(Hun Sen)政府的援助向他施加壓力,但由於北京的存在,西方打錯了算盤。由於柬埔寨政府沒有推進能夠抑制腐敗且改善治理的改革,來自多邊開發銀行的援助已經有所減少。

中國又一次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二○○六年,中國總理溫家寶宣布,中國已承諾向柬埔寨提供超過六千萬美元的貸款和讚助。這些承諾是中國為加強與柬埔寨、緬甸、印尼等東南亞國家關係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看來,「中國尤其應該把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作為優先戰略」。他說,為了善用「能與美國實力相抗衡並削弱其影響力」的「區域同盟」來「瓦解美國主導的國際霸權主義」,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結果,儘管世界銀行的特使多次訪問柬埔寨並且提出了多項倡議,該機構仍未能以政治改革為條件向柬埔寨增加援助。既然金邊政府能夠轉向北京當局並獲得援助,那麼西方援助者就再也插不上話了。

蘇 丹

近幾年,蘇丹已成為中國效應引人注目的實例之一。自二○○二年以來,北京一直與蘇丹首府喀土穆維持緊密的經濟關系,目的是盯緊蘇丹大量的自然資源。雙方夥伴關係的條款是非常典型的中非關係模式——喀土穆允許中國石油公司鑽探並開採原油,為中國廉價商品提供市場;作為回報,中國為蘇丹提供低息貸款、外交援助、並以低於多數西方價格的條件承包了大量的公路、橋樑和高速公路工程。

二○○三年,達爾富爾(Darfur)地區的叛軍開始攻擊蘇丹政府的軍事目標,叛軍聲稱喀土穆的伊斯蘭政府正在通過不公平地分配國家資源來打壓黑人族群。作為回應,蘇丹政府組建了一支名為「簡加韋得」(Janjaweed)的親政府阿拉伯武裝力量,「簡加韋得」對整個達爾富爾地區發起了全面攻擊,他們槍殺了大量平民並蹂躪婦女。在三年內,衝突導致了二十餘萬達爾富爾人遇害,二百五十萬人流離失所。隨著屠殺在二○○三年越演越烈,國際媒體的密集關注使聯合國安理會決定介入此事,以調停暴力。然而,中國政府卻在背後成了蘇丹的主要外交保護傘。

二○○四年年初,來自媒體和各國政府的國際壓力都希望蘇丹政府調整其政策。但蘇丹政府沒有理會國際社會的一致憤怒,而是倒向北京的外交羽翼中。聯合國安理會每次試圖通過針對喀土穆的決議時,中國的反應不是封鎖阻撓,就是淡化處理,要不然就是棄權。例如,聯合國一五五六號決議原本要求蘇丹政府徹底解除「簡加韋得」武裝並允許人道主義援助進入達爾富爾地區。在中國做出否決此決議的威脅後,決議草案中的強制性措施都被取消,這使得該決議失去了實質作用。

此後的兩年,擔心西方媒體日益加劇的批評,北京稍做讓步,在呼籲制裁蘇丹石油部門並延長攻擊性戰鬥機禁運的一五九一號決議上,投了棄權票。出於同樣的原因,北京也對一五九三號決議採取了棄權態度,這項決議可能將在國際刑事法庭中起訴大批蘇丹官員。中國還威脅對一項包含禁止旅行和經濟制裁的決議草案進行第二次否決。

在籌備北京奧運會的過程中,由於非政府組織和演藝界名流用達爾富爾問題抵制奧運會的浪潮,北京改變了在蘇丹問題上的立場。這項運動得到了兩位好萊塢巨星的鼎力支持。聯合國前形像大使、女藝人米亞·法羅(Mia Farrow)發起了一項名為「種族滅絕的奧運會」的運動,以此諷刺北京奧運。而簽約成為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的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也呼籲中國「應該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結束達爾富爾地區「早該停止的人間悲劇」。

二○○八年,為了回應批評,中國政府軟化了姿態,督促蘇丹配合國際維和部隊的部署並協助終止侵犯人道主義的行為。當然,與其說這是政策上的改變,不如說是回應國際壓力的政治算計,以此為奧運會的籌備爭取最後的時機。這種變化也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傾向。在面對可能激起對自己不利的國際輿論的議題上,中國人是有所顧慮的。

幾個月後,中國公開譴責國際刑事法庭對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的起訴。就在中國發出這一言論的同時,BBC 新聞節目「全方位報導」(Panorama)派出的調查小組公佈了一份譴責性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嚴重違背了聯合國針對喀土穆的武器禁運。調查小組在達爾富爾發現了中國的軍用卡車;受中國訓練的蘇丹飛行員駕駛著中國製造的A5戰鬥機轟炸平民;炮彈和防空武器用來摧毀民房,而這些武器的出廠代碼、型號和編號都直接表明它們出自中國工廠。因此,中國政府否認並拒絕評論BBC的報告也就不足為奇了。

津巴布韋

在非洲,野蠻的集權者與中國「生命臍帶」最生動、最有名的例子當屬津巴布韋。羅伯特·穆加貝的政治生涯始於莫桑比克,當時他是游擊隊英雄,在津巴布韋-羅得西亞(Zimbabwe-Rhodesia)反對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政府。穆加貝是津巴布韋獨立戰爭中的國家象徵,並在一九八○年成為首任總理。然而在這十年中,穆加貝修改了憲法,成為行政首長,他自己也由自由鬥士轉變為集權者。津巴布韋悲劇般衰落故事的轉捩點出現於二○○○年,當時,穆加貝試圖將公眾注意力從他逐漸下滑的支持率和和該國早期的失敗經驗中轉移,為此發起了針對白人農場主的黑人民族主義運動。

白人擁有的商業農場被強佔後,糧食生產立即出現下滑,該國以「非洲糧倉」著稱的農業經濟也在不久後崩潰。接下來的五年,穆加貝將津巴布韋的政治帶入了荒誕的個人崇拜中。反對派領導人遭到殘酷的暴行、恐嚇和暗殺;為了「清洗」異議人士,穆加貝毀掉了將近一百萬個家庭;諸如此類的慘劇不斷出現。西方開始譴責穆加貝,美國宣布津巴布韋是世界上最嚴重的「暴君的巢穴」之一。津巴布韋經濟一落千丈——官方公佈的通貨膨脹率已高達百分之兩百三十一兆,這導致一美元在二○○九年五月能兌換六萬兆的津巴布韋貨幣;加上國際社會的竭力反

對,穆加貝幾乎陷入了絕境。

然而,就算全球的道德良心最終呼籲採取行動,它們也立刻被一股更強大的力量所阻止。因為中國已決定利用自身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地位,扼殺任何針對津巴布韋的決議。二○○八年七月,在否決了聯合國一項旨在對穆加貝及其統治集團實施制裁的決議後,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說:「制裁或威脅使用制裁都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人們要問,北京心中所謂的問題是什麼?中國人可曾為解決這個問題貢獻什麼?北京給出的答案是一張看似擔心自身權位難保的集權者所需的軍購清單:驅散示威者的高壓水槍、手機網絡的監聽設備、阻攔非國有媒體的軍用無線設備、網際網絡監控設備、輕武器、軍需品、戰鬥機和軍用卡車。不止於此,北京的貿易條款中還包括按照中國建築風格修建的一幢大樓,外加一個直升機停機坪,還要授予穆加貝先生榮譽學位。

緬 甸

自一九六二年以來,緬甸(Myanmar,舊稱Burma)就被武力政變上台的軍政府所統治,使得這個一度被公認為高識字率和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面臨全面的貧困。今天的緬甸是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被集權政府控制最嚴厲的國家之一。緬甸的經濟高度依賴運輸和販賣走私品——尤其是非法毒品。緬甸的政治文化是世界上最高壓的:長期的侵犯人權、強制奴役老百姓、軍人姦污民眾、政治犯、酷刑、販賣人口、青少年人口被迫從軍。換句話說,那裡是一處見不到陽光的煉獄。發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最近一次大規模民眾抗議致使數千人被軍政府屠殺。緬甸政治家、國家民主聯盟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遭到軟禁,甚至被威脅入獄,因為她在一九九○年舉行的多黨議會選舉獲勝,而此次選舉不被軍政府承認。二○○九年六月,軍政府判處昂山素季入獄五年,理由是她因為一件詭異的事件違反了軟禁規則——一位昂山素季不認識的人闖入了她位於湖邊的家,並在那過了一夜。有了這項判決,軍政府自然不用再擔心她要參加二○一○年的全國大選。

自美國一九八八年開始對緬甸實行一系列經濟和軍事制裁以來,緬甸淪為一個「流氓」國家。二○○○年,聯合國派遣了數個代表團前往緬甸首都仰光,目的是開啟與軍政府的對話與促進政治改革。十餘次的訪問至今未能取得進展。 僵局的根本原因在於北京。與安哥拉、烏茲別克、蘇丹等國的領導人一樣,緬甸軍政府不怕被西方貼上“流氓”國家的標籤,因為他們可以輕易地從中國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數量更龐大,價格更低廉。當聯合國特使以胡蘿蔔加大棒的雙重手段迫使緬甸領導人改弦易轍時,北京成了仰光最好的朋友。中國為仰光提供了債務減免與貸款,每項總計各三千萬美元;每年對緬甸投資超過二億八千萬美元,還在石油、天然氣、礦產計劃上提供技術支援,並為緬甸提供了坦克、載人裝甲車、戰鬥機、攻擊機、海岸巡航艇以及小型和輕型武器。

委內瑞拉

桀傲不遜、作風強悍的委內瑞拉領導人烏戈·查韋斯對於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所提供的另一種選擇是特別熱情的支持者。自一九九八年取得大權以來,查韋斯一直刻意將自己的政治形象經營成「反美主義」的代言人,並以此與拉丁美洲、俄羅斯、中東與其他地區建立聯盟。

在國內,查韋斯政權已逐漸向集權主義傾斜。批評他的媒體分別受到了巨額罰款或被取消廣播執照,加拉加斯廣播電視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在二○○七年就遇到了這種情況。政治異議人士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迫害,諸如恐嚇或是被子虛烏有的罪名指控。在二○○六年的選舉中輸給查韋斯的反對的威脅。羅薩萊斯最終在二○○九年離開了祖國,前往秘魯尋求政治庇護。同年二月,查韋斯贏得了修憲公投,取消了總統任期的限制,使他可以無期限地連任。

委內瑞拉的對外關係以反美為最高指導原則:一是與其他反美國家合作,開發共同利益;二是建立能夠協助委內瑞拉在中南美洲反抗美國霸權的機制。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查韋斯與莫斯科的新夥伴關係。二○○八年秋,查韋斯兩次訪問俄羅斯,與梅德韋傑夫總統和普京總理商談對俄石油銷售以及將石油交易貨幣由美元改為歐元。雙方高調公開的討論還包括在十一月安排一場由俄羅斯核動力巡洋艦彼得大帝號領軍的加勒比海聯合軍演,以及俄羅斯為委內瑞拉購買該國武器提供十億美元貸款。為增加訪問的效果,查韋斯還發表了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看法:「那是一場可怕的危機,後果將不堪設想。普京總理和我談論了這一形勢。感謝上帝,俄羅斯和委內瑞拉正在滿懷自信地前進,我們的合作會越來越緊密。 」

在拉丁美洲,查韋斯試圖為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正名,認為它是一個「政治」而非「恐怖主義」組織,以此直接挑戰美國,因為美國、加拿大和歐盟一直把該組織列為恐怖組織。 查韋斯似乎生怕漏掉華盛頓的任何一根敏感神經,他反复在公開場合為伊朗的核武計劃辯護,並在對德黑蘭進行的數次高調訪問中大肆宣傳。另外,在二○○九年六月,查韋斯認為伊朗總統選舉的結果是公正、自由的。

儘管委內瑞拉對美國的咆哮、咒罵不斷,一個驚人的事實是美國是委內瑞拉最大的石油貿易夥伴。如果不是委內瑞拉人對美國消費者的依賴漸漸下降,這對華盛頓來說確實是一個施壓牽制的切入點。但中國又一次搶在了西方前面,對委內瑞拉而言,中國的石油需求越來越大。二○○七年,查韋斯宣布,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委內瑞拉的第一石油消費國。根據加拉加斯與北京達成的一系列新協議,委內瑞拉增加了對華「重質石油」的開採和出口量,中國也將為此興建一個新的煉油廠。

然而,中國本著和平發展、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戰略,在查韋斯威脅停止對美輸油時,中國做出了謹慎的反應,而沒有進一步捲入查韋斯的反美鬧劇。這件事情驗證了北京的戰略的高明之處:一面試圖迂迴架空美國的影響力,一面步步為營小心避免美國的憤怒與反擊,在兩者之間慎重的尋找平衡。

伊 朗

中國也向德黑蘭的領導人提供了類似的支援與保障。那裡的革命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s)司令官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贏得了二○○五年總統大選。掌權之後,內賈德迅速在國內肅清了言論自由和政治異議人士。他堅持伊朗有權開發原子能,並像其他國家那樣在不受國際監督的情況下掌握核反應堆,以捍衛伊朗的主權。到了二○○五年九月,隨著伊朗宣稱它已獲取了高濃縮鈾,一場國際危機隨之發生。內賈德帶有挑釁傾向的言辭加劇了危機,他強調伊朗有權防禦西方帝國主義,並且要讓以色列「從人類歷史上消失」。

接下來的十二個月中,西方政府開始在經濟和政治上孤立伊朗。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卻發現伊朗有著一個強大的外交奧援。當華盛頓和布魯塞爾試圖以製裁相威脅,動員國際社會共同製止伊朗開發原子技術時,北京出面阻止了這種努力。例如,二○○五年九月,歐盟向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交了一份決議草案,威脅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至安理會,並實施嚴厲的制裁。除俄羅斯(該國與伊朗間有大量的商貿聯繫)之外,中國也表達了反對意見,並堅持如果要獲得中國在安理會中的支持,該決議必須軟化其立場。

這項決議最終被放棄了,而一個被修改的版本提交給國際原子能機構表決。委內瑞拉投了反對票,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十二個國家則選擇棄權,包括曾被伊朗遊說的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突尼斯、也門、越南、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當美國、英國、法國在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安理會特別會議上宣布,伊朗在一處只有軍事用途的秘密地下工廠提煉鈾時,中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拒絕以十月為最後期限,對伊朗核武計劃的進展實施進一步製裁的國家。

必須承認,中國採取了一些有限的措施來緩和美國與國際社會的不滿。例如在二○○八年九月與內賈德的會談中,胡錦濤反復強調支持禁止核武擴散國家。在二○○九年十一月,中國也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庫姆(Qom)地區「秘密」地點進行調查。然而,人們仍不清楚中國這些努力究竟只是權宜之計還是持之以恆的政策。近些年,來自中國的支持極大地加劇了世界各地極為嚴重的核擴散趨勢,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國所提供的支援包括內容不詳的技術援助;遠程導彈的技術,包括外殼、陀螺定位儀與彈頭設計等等;對「第三方」交易的默認,即受制裁技術的最終獲得者違反了與中國簽訂的「終極用戶」協定。正如二○○九年一月一份國會報告指出的,中國已成了所有主要 「違反核武擴散之累犯國」(serial proliferators)的「關鍵支持者」。

只是在最近的十年,美國政府才對三十四家向巴基斯坦、伊朗、北韓、敘利亞和利比亞提供敏感技術和硬件的中國公司實施制裁。這些交易包括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零件、彈道巡航導彈、設計圖、設備和化學武器技術。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驅動力是什麼?答案很簡單,是商業利益,僅此而已。在阻止國際社會譴責伊朗的同時,北京也從與伊朗的經貿關係中回收相應的利益,即確保了重要的能源協議。

在歐美公司紛紛根據本國政府的製裁政策遷出伊朗後,中國公司很快補住了缺口。中國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消費國。二○○六至二○○七年,北京和德黑蘭簽署了協定,保證每年從伊朗進口一千萬噸的天然氣,為期二十五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也獲得了在伊朗的開採權。此外,中國公司還獲得了伊朗新高速公路工程和價值十億美元的地鐵系統合約。伊朗也成了中國武器和高科技的重要進口國,包括反艦巡航導彈、反坦克導彈、精密水雷技術、導彈控制和導航系統、化學武器前體以及核原料。這些交易的用途有二:它們有助於中國的能源供應,並且使中國正在進行高速工業革命的工廠保持運轉;對於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也是一種有效的制衡。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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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讀書
By 201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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