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原《中國改革》社長、現居美國的《中國戰略分析》社長李偉東9月26日於《紐約時報》撰文表示，目前香港實際出現了兩個目標不一，但互相支持的反對運動，其一是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爭取實現雙普選，其二是少數激進派以「港獨」為目標的反中城邦革命；他認為香港目前根本沒有制度革命的條件，但仍有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爭取的政制改良空間，如果民意繼續任由極端自由主義引領，只會招致極端保守主義的反擊。

兩個目標不一的反對運動

原《中國改革》社長、現居美國的《中國戰略分析》社長李偉東9月26日於《紐約時報》撰文表示，香港抗議運動規模近來有所縮小，然而程度仍然激烈，目標亦有增加；「目前實際出現了兩個互相重疊、互相支持（「不割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目標並不一致的反對運動」。其一是以爭取「五大訴求」完勝為目標，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爭取實現雙普選；其二是少數激進派則以「港獨」為目標，「進行不僅反共而且反中的城邦革命運動」。

李偉東相信大部分香港民眾並不認同「港獨」目標，「他們理解光復即是光復香港的自由法治精神，革命只是一種更勇武的抗爭精神」，然而「北京更願意相信提出口號人士的本來含義，並可以正中下懷地把整個抗爭運動污名化為『以港獨為目的的顏色革命』」。李偉東引述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表示，北京「此次風波之後，要完成認同上的『二次回歸』」，亦引述消息指，準備在今年「十一」過後實施，認為趨於「一國一制」的政策正悄然開始。

抗爭的目標要符合基本法

李偉東認為，必要檢討一下香港民眾提出的兩種目標各自成功的可能性，而看清各種抗爭目標的實現概率必須回到《基本法》——「港人治港提供了多大空間」；「基本法對如何實現一個穩定的民選政制沒有具體規定，如何實施的解釋權留給了北京的全國人大」。李偉東表示，「香港就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普選本來就不是一個獨立共和國按照國際標準的普選，而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有限民主制」，「民主制能放寬到何種程度，需要與中央協商。不管如何落實，香港的民主制度都達不到一個獨立共和國的普選程度」。

李偉東指，香港民主制的最高程度就是一個「半民主」或「準民主」模式，「即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特首普選制度和完整的立法會普選制度（最終取消界別功能組制度，實現全民普遍提名和普選議員）」，如果實現特首的完整普選（真普選）有賴於「中國全國的民主化」，在此之前「民主寬鬆度」取決於與中央談判爭取，「要看中央意願」。

不「袋住先」是一個失策

回顧2014年的「佔中運動」，李偉東認為當時香港的民主派力主「真普選」，沒有按當時中央承諾的普選方式「袋住先」，是一個「失策」，因為「接受2017年的一人一票——先不管中央是否高度控制特首提名，就有可能迎來立法會的全面真普選」，「有了完全民選的議會和一人一票，或許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下屆特首提名，可以要求增加特首提名管道」，「民眾與北京的博弈能力就會大大增強」，而且不會發生今年的「送中條例」的強勢二讀。

現實政治角度分析，李偉東認為「民主派的要求超出了基本法關於『半民主』的設計」，犯下1920年代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期間犯下的同樣錯誤：「左傾冒險—機會主義幼稚病」，「一個特別行政區試圖實現自治共和國式的全自由選舉」；「香港基本法已經賦予了香港類似自治共和國一樣的特殊地位」，如果「一定程度控制特首提名（還不是完全控制）」，北京殘存的控制權也剝奪，「香港的選舉就不是選特首，而是選自治共和國『總統』」，北京不可能容忍香港如此「脫手」。

如果這情況出現，李偉東表示，北京會認為自己成了「千古罪人」，「把歷經155年才收回的香港，又弄丟了」，因此相較而言「香港能『袋住先』一個『半民主』制度已經很不錯了，這是香港的歷史命運」，要根本破局，只有「大陸逐漸實現民主，才能達成目標」。

「中間道路」的戰略建議

李偉東指，香港民主派2014年追求失敗後，「不但沒有總結經驗教訓，反倒默認了帶有分離主義色彩的目標（不割席）」，而今看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恰好給了北京蓄謀已久的策略——『二次回歸』以充足的理由」。李偉東認為，「中國民眾與1989年支持學生的心態不同」，當香港出現「打砸燒式的勇武抗爭」和「港獨」口號後，大陸民眾的反感情緒因而增強，「香港的抗爭運動，能爭取到大陸民眾的同情支持至關重要」，因為大陸民眾輿論才可能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

李偉東認為，「香港目前的抗爭應該全力追求最可能的目標：雙普選」，而且最好用「和理非」方式，雙普選目標亦不應過高，爭取到上面定義的「半民主」就算成功。李偉東對香港民眾的戰略建議是「中間道路」，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制度革命的空間，但仍然有在『一國兩制』框架內爭取更名副其實的港人治港的政制改良空間」；「如果香港的民意繼續由極端自由主義引領，早晚會招致北京的極端保守主義的反擊，陷入災難性的『二次回歸』，「如果香港和北京都能放棄極端思維，追求中道狀態，也一定會求仁得仁」。

京港都應放下極端的思維

李偉東指，此「中間道路」方案，北京亦要改變思維與策略，「香港人民總體上是支持『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少數人的激進訴求代表不了香港的普遍民意」，「如果香港能夠順利完成有條件的普選，也許世界和台灣都將對中國刮目相看，對保持中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很有助益」，「香港仍然會回到比較平穩的發展狀態」；「切不可用階級鬥爭思維看待香港，誇大敵情，貿然作出所謂「二次回歸」的決策，使香港陷入長期動盪，並失去應有的國際地位」。

李偉東認為，「香港的中間道路狀態，其實就是一個『半民主』的管制框架，既不追求『一國一制』，也不放任中央無法控制的大民主」；由於「香港是通過國際協議回歸的，又是經過嚴肅立法來確立與中央關係的」，「因此凡事都應以國家角度來依法處理，不應像內地一樣用黨化思維來干預或超越法治來對待」，「香港和北京如果都能放下極端意見，所有外部勢力也就沒有可乘之機，也就不用擔心所謂的外部干涉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