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左)、入境處處長區嘉宏(中)及海關關長鄧以海(右)（香港政府圖片）

3名高官早前出席商人晚宴，因違反限聚令而遭票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3名官員已承擔法律後果並公開致歉，希望事件可告一段落。政務司長李家超在另一個訪問中被問及此事時稱，3名官員在事件中汲取了很大教訓，相信他們會經一事長一智。

高官接受款待和宴請而引起社會議論紛紛，早有前科，政府每次都說汲取了教訓，要避免重蹈覆轍，但類似事件仍時有發生。

官員出席私人宴請事屬敏感，容易引起各種猜測、聯想，可免則免。《春秋》有云「大夫無私交」，官職高的人要公私分明，避免瓜田李下，應該把全部精力放在公務上，盡量減少涉及私人交情的往來。春秋時代的晏子是大政治家，有一天齊景公半夜帶了酒食樂隊到他家，想跟晏子飲酒作樂，晏子問道：是否有朝中大事？齊景公道明來意，晏子說道：「陪君王吃喝玩樂有專人伺候，恕不奉陪了。」王權年代尚且有大臣拒絕陪君主吃喝的「勇氣」，現代社會政府高官又何須與商人應酬飲宴，浪費高官的寶貴時間！

主動交代「三官晚宴」有三大作用

很明顯，公眾關注3名高官與商人晚宴，焦點不在違反限聚令與否，這只是「低級錯誤」，問題關鍵，是為何會有這樣一場私人飯局，是有公務商議？還是純私人聚會？如果是私人活動，為何可以一次過請了一名保安局副局長、兩名來自紀律部隊的首長出席？政府高層不應刻意把事件低調淡化，為免引起公眾揣測，政府理應主動提供更多詳情、提高透明度，以釋公眾疑團。主動交代，不是為了滿足大眾好奇心，而是有實際且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港區國安法》出台之後，香港受到西方國家制裁、封殺，港人都在觀望政府如何應對，而下半年開始先後有3場重要選舉，本地政局仍充滿着各種不明朗因素；此其時也，政府必須爭取民意支持，逐步改善形象，而維持官場的信譽和形象，對爭取市民支持極為重要，涉及高層官員的各種揣測，政府又怎可以輕輕帶過？在內外交困的時期，我們對官員的要求理應更高、更嚴。

第二，香港逐步融入大灣區，成為華南地區一員，香港的角色和作用仍需一段時間探索，跟大灣區內各城市如何融合「打成一片」，也須不斷學習；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必須彰顯一直以來的優勢，如法治廉潔、行政效率等，發揮我們的特殊作用。對高級官員，香港必須表現出最嚴格、最透明和最問責的要求，務求能夠向大灣區各城市作示範，展現香港的「優良管治」。

第三，對高層官員有更高要求，是任何政府達到良政善治的基礎，藉這次三高官赴私人宴，政府向公眾開誠布公，進一步把標準定得更清晰、更嚴謹，避免一而再地出現這種影響政府形象的行為，對香港肯定是好事。

內地對官商交往 也有明確嚴謹規定

「大夫無私交」的另一註腳，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參加2013年3月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說的如下一段話：「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註1）今時今日，港官要多體會領導人的「講話精神」，內地對官員與商人交往，也開始有明確而嚴謹的規定。

中國歷史上貪官多，歷朝官場貪腐的事例多不勝數，然而也有例外，如清道光十八年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赴廣東禁煙，他離京赴任時發布的第一道公文與禁煙無關，而是公開申明拒絕一切接待和盛宴：「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糜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

內地近年的反貪腐雷厲風行，官方也特別強調官商交往應防止利益衝突：「官商間關係是良性互動還是消極牽制甚至是權錢交易，關乎政治生態與市場環境，更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具體而言，官與商交往應謹遵以下4項原則（註2）：

公開透明原則：讓官商交往在陽光下公開進行，以公開促公正。

履職需要原則：準確劃分公事與私事的界限，官商交往必須以履行公共職責為前提，是出於履行職責和公務的需要。

必要原則：官商交往所商談的事項是工作必要和必須的，應將交往的程度和次數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防止利益衝突原則：官商交往要保證完全為了國家和公共利益。

內地近年致力規管官商交往，外國亦然。日本在2002年制定了《防止參與官制談合行為法》，針對官員參與商界的競投而從中獲得好處之情况；英國2011年頒布的《反賄賂法》，規定任何與英國有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員，如同意或默許涉及賄賂行為的，將會以相同的罪名起訴。

《誠信指南》條文在 為何官場未貫徹？

至於香港，廉政公署的《與公職人員往來的誠信防貪指南》，對規管公職人員誠信的法例和規例有詳細介紹，其中第3章關於「與公職人員進行事務往來時的誠信操守及防貪措施」中，列明了涉及「款待」的規定（3.1.6），包括「應避免向該部門/機構的公職人員提供可被視為過度（奢華或頻密）或不合宜的款待（例如夜總會消遣）」、「應盡量只在與公職人員的正規聯絡場合中才提供款待」。條文俱在，是否應該藉三高官接受宴請一事，再次檢視條文的執行落實是否仍有漏洞，為何在官場中仍未能貫徹推行？

香港高官人工高，出身公務員系統的問責官員更可享長俸，生活無憂，他們完全有條件做到「大夫無私交」。公餘時間，高官是否應該更多和家人朋友共聚？私人，尤其跟商人富豪的私宴，應可免則免，甚至完全謝絕。

註1：謝啟東：〈習近平「官商不要勾肩搭背」告誡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年3月11日（bit.ly/3xACA9b）

註2：見陳正云、趙武安：〈官商交往應防止利益衝突 劃出交往的「紅線」〉，正義網，《檢察日報》，2015年3月3日（bit.ly/3kelERQ）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