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北京共識》一種不自由的資本主義

2016-08-03 11:30:41
中港傳媒

中港傳媒出版社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令國民失去政治意識。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令國民失去政治意識,造就不自由的資本主義。(網上圖片)

 

 

這一切聽來都非常恢弘偉大、又簡單明了,然而,最後也都證明,這一切都錯得太離譜。差不多二十年後,美國人就不得不接受這些預言當初是言之過早。在實踐中,自由政治無法跟上自由市場的步伐,資本主義正欣欣向榮的時候,它並沒有帶來自由主義或民主政治。事實上,在二十一世紀,不自由的資本主義(illiberal capitalism)至少已形成了兩種頑強的變體,對作為資本主義治理模式的西方市場民主的優越性加以挑戰。

不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第一種變體是由集權政府管控的擁有各種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邁克爾·羅斯(Michael Ross)等人指出,俄羅斯、委內瑞拉、阿拉伯和波斯灣國家等屬於這一類。這些政府能夠在經濟自由與一黨專政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這些自然資源豐裕國家的政府精英能夠利用他們的資源,譬如說是石油的巨額收益,「來緩解那些可能要求政府實行民主化的社會壓力」。這一過程的關鍵因素被羅斯稱為「徵稅效應」。現代化早期的英國、法國與美國的一些歷史記錄說明,當最高統治者試圖增稅時,民間要求更多政治權利的呼聲就會響起。但羅斯認為,當政府能夠從石油與天然氣的銷售中獲得足夠的收入時,「它們就可能只收很少的稅甚至不徵稅,也因此,公眾也較少要求政府負政治責任或開放政治參與。」

自然資源帶來的財富也使這些政府有足夠的預算去推動大型公共支出與提高就業率的計劃。在許多國家中,這使得民眾要求民主的壓力因而減少,社會組織與抗議活動也較少出現,而這些都是民主的前提條件。 政治學家克倫·阿齊茲·喬杜里(Kiren Aziz Chaudhry)對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的分析也強化了這一觀點,這些國家利用石油收益來實施那些「很明顯是用來使民眾遠離政治、失去政治意識」的計劃,用充足的工作機會和更富裕的物質生活的前景來「討好老百姓」。

不自由資本主義的第二種變體則是那種以出口導向與國家主導為特徵的資本主義模式,它因為在東亞廣泛應用而通常被稱為東亞模式。至少在最初的階段,這種模式也採用了同上述資源大國相似的機制來維持經濟自由與政治壓制之間的平衡。這二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是,這種模式藉由大規模地生產並出口它們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以追求高經濟增長。當然,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國。但北京當局只是對一些走在前面的東亞國家的增長模式加以修正而已,這些地方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與日本。

這些被稱作「亞洲四小龍」的國家曾經創造了年增長率持續高達百分之八到十的成就。儘管這些案例略有不同,但它們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廉價的勞動力、價值被壓低的貨幣,以及為確保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提供的高額國家補貼;高水平的國內儲蓄能夠為國家在產業上的投資提供充足資金;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對提高教育水平與保護國內市場的高度重視。

蘭德爾·培倫布姆指出,這些國家還具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特徵:在發展的最初階段,比起政治權利,它們更重視經濟增長,通常都會在集權主義的統治下經歷一段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到了一九九○年代,東亞模式下的許多案例,從戰後的日本、台灣和南韓都完成了政治自由化。因此,它們實際上對冷戰後美國模式的興起並沒有構成挑戰,也沒有破壞自由市場能夠帶來民主多元主義的華盛頓信念。

但接下來輪到了中國。在一九八○年代,隨著鄧小平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在華盛頓出現了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將中國納入國際社會有助於這個國家內部實現政治自由化。一些觀察家,包括福山在內,相信中國已經不再扮演傳播激進思想的革命先鋒隊了,“無論後者是亞洲叢林中的游擊隊員還是巴黎街頭的中產階級學生”。彷彿時光倒錯一般,當時大陸的中國人正越來越被他們海峽對岸同胞的富裕和活潑生命力所吸引——這對台灣來說實為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最終勝利。

然而好景不長——就算過去確實如此,如今也非昔日可比。在冷戰結束帶來的美好時光過去後,美國對現代性的壟斷已經終結,隨之而來的是,其他國家和文化的自我優越感的興起,這一切改變了遊戲的規則。美國總統老布什在安德魯空軍基地的飛機跑道上慶祝冷戰勝利時,熱切期待的一個能夠吸引所有世人的「新世界秩序」與共同的全球文化,最終是落空了。如今,世界的權力正在被眾多組織和國家所分享。

美國、俄羅斯、中國、歐洲、印度以及伊朗之間的國際競爭提高了各地區爆發衝突的風險。儘管共產主義已經死亡,但在西方自由主義與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東方集權大國之間的競賽,又將意識形態的成分重新註入到了地緣政治之中。 有些人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將會呈現為一個零極體系(non-polarity),不是由一兩個或幾個國家占主導地位,而是由許多行為體各自施展各種不同的力量。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指出,除了各主要強權如美國、歐盟、日本、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外,隨著經濟發展還浮現出許多其他的權力中心:「拉丁美洲的巴西,以及還可能有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委內瑞拉;非洲的尼日利亞和南非;中東地區的埃及、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南亞的巴基斯坦;東亞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印尼和南韓。還有許多組織也加入了這個權力中心的清單,包括那些全球性的(IMF、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地區性的(非洲聯盟、阿拉伯聯盟、東盟、歐盟、美洲國家組織以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還有那些功能性的組織(國際能源署、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

牛津大學的提摩太·加登·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為西方起了一個新名字——自由國際之友(Friend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簡稱FLIO。這個名字將西方國家和世界上通過新的資本主義形式獲得增長的其他國家區別開來。阿什寫道:「我們FLIO 必須為面對一個失序的世界做好準備。」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不只是在各方面挑戰西方的強權,它們還代表著不同型態的資本主義。在五百多年間,現代化是西方獨享的資產。但如今,北京的鳥巢體育場和上海的摩天大樓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形式的現代化,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自由主義的。 」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在其發展規模和速度的敘事中,中國已經成為西方之外一個經濟不斷增長的世界的象徵性領袖,在這個世界中,中國的精英們一邊享受靠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帶來的高經濟增長,另一邊卻有辦法保護自己免於外國力量的干涉與西方的自由主義。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結構與西方國家的完全不同。它們並沒有全球公民文化的意識,也沒有對特定道義責任的承諾,在許多全球議題上,諸如人權、民主法治與氣候變遷,它們也不願齊心協力共同合作。它們只知道它們不要什麼,卻說不出它們想要什麼。它們之間並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共同體,當然也就不會有關於普世價值上的共同理想。相反的,它們鬆散的關係只建立在兩件堅定不移的事上:國家主權和國際市場。

關於國際社會上各國之間的觀念與合作模式上的變化,以及中國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們將放到第三章來討論。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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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讀書
By 201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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