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較為細微的具體措施外，我們還必須在更大的全球棋局上構想對中國的應對措施。在兩屆政府把時間消耗在伊拉克的戰亂之後，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全球化近乎悄無聲息地使權力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據《經濟學人》的前總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說，亞洲大國正在攜手共進，從東京一路延伸至德黑蘭，經濟一體化將使得亞洲緊密結合為一個單一的充滿活力的商品、服務和資本市場。

當然，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大陸，內部同樣存在著緊張氣氛——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和中國、中國和日本之間，但是它仍構成了本世紀最大的經濟發展體。很多支持者似乎也一定這樣認為。

在二○○三年再次就任巴基斯坦總統時，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選擇了訪問中國，以鞏固與北京的雙邊關係。在邀請中國的商業領袖們投資巴基斯坦時，穆沙拉夫說：「過去屬於歐洲，現在屬於美國，而未來將屬於亞洲。」這一趨勢是毫無疑問的，他補充說：「中國過去二十年裡的經濟奇蹟是像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燈塔。」

印度和日本

全球棋局的第一步應該是鼓勵更為深入的美印關係，儘管印度依然不願與美國結成一個正式的聯盟。正如在第一章討論的，雖然中國仍然是繼歐盟之後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近年來，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競爭逐漸加劇，這使得新德里開始更樂意接受華盛頓的示好。

中國和印度在太空領域成為了對手，二○○八年九月中國太空人完成了一次太空漫步，一個月後，印度則發射了一顆無人衛星。這兩個國家競相向阿富汗投資，印度在二○○九年八月承諾向阿富汗投資十二億美元，而中國則在當地油田計劃上投資了三十五億美元。二○○九年二月，中國軍艦和印度潛艇在印度洋的一次對峙幾乎演變為嚴重衝突。

與此同時，中國已經為其核潛艇編隊制定了在瓜德爾（Gwadar）、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建設深水港的計劃。而印度則通過在馬爾代夫建立海軍基地並加強安達曼群島的基地，以對抗中國的珍珠鍊戰略（string-of-pearls strategy）。在非洲，中國的雙向貿易額相比二○○○年增長了十倍，在二○○八年達到了一千零七十億美元，而同年印度與非洲的貿易額達三百億美元。

二○○九年秋，中印之間的緊張局勢達到了一個高峰，中國提出對印度東北部阿魯納恰爾邦（注：中國稱藏南地區）的領土主張——中國一直不承認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由英國和西藏在西姆拉協定中認可的麥克馬洪線。

二○○九年三月，北京試圖杯葛一項二十九億美元的亞洲開發銀行基礎設施貸款，因為其中一部分款項將用於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強烈要求印度總理辛格在二○ ○九年的州議會選舉中不要在阿魯納恰爾邦開展競選活動（辛格最終還是去了阿魯納恰爾邦），並發布了一份正式聲明反對達賴喇嘛在二○○九年十一月訪問該地區（印度政府和達賴喇嘛都沒有理會這份聲明）。

只有這一次，前一屆政府為奧巴馬政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八年，布什的白宮與新德里正式簽署了民用核能協議，這標誌著兩國關係展開了新的一頁，而此前兩國關係一直維持著冷戰以來的緊張氣氛。

這份新協議取消了美印之間維持了三十年的核貿易禁令，美國同意向印度民用核能計劃提供核燃料和技術。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說明印度的戰略開始轉向有利於美國的那個方向。這將有助於減輕印度次大陸對中國勢力的憂慮，還能對北京施加反制的壓力，以此為包括日本在內的跨區域聯絡奠定了基礎。

俄羅斯

基於同樣的邏輯，美國應將目光投向莫斯科以應對中國的挑戰。俄羅斯問題專家，尼克松中心會長迪米特里·西梅斯（Dimitri Simes）說，華盛頓直至現在還在奉行將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當作戰敗國的錯誤做法。他警告說，一方的勝利，並不一定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敗。美俄關係後來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美方的傲慢姿態分不開的，美方認為後蘇聯時代的領導人在後蘇聯時代的新秩序中，會理所當然地站在美國一邊。

這種期望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就像華盛頓和北京一樣，華盛頓和莫斯科在許多根本問題上有著不同的利益，如主權和勢力範圍——不僅在歐洲，還包括中亞地區。布什政府在第二個任期內正式承認科索沃這個傳統上屬於俄羅斯勢力範圍的斯拉夫地區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觸怒了俄羅斯；此外美國還計劃擴大北約的東部邊界，並在波蘭和捷克共和國設置反導彈系統。在這些問題上，美俄利益的不同是人盡皆知的。

中國通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美國必須尋找方法打破北京和莫斯科的雙頭壟斷，這種壟斷往往會造成聯合國安理會與其他團體的分裂，因此傷害了美國的利益。這需要一種新的方法。眾所周知，奧巴馬政府承諾就職後將立即重啟與莫斯科的關係。但這種單純的提供一輪愉快對話的方式，如同它曾象徵的一九九○年的美俄關係，早已過時。

莫斯科現在的領導人認為，一九九○年後與華盛頓關係升溫的十年，是俄羅斯衰弱而西方獲利的可恥時期。前國務院官員威恩·麥里（E. Wayne Merry）解釋說，我們需要一次整體性的「作業系統的改變」，而不是僅僅按下重新開機鍵。

我們必須學會減少對俄羅斯利益的蓄意挑戰，並認清在我們施力的地方——正如北約東擴和在有爭議的阿布哈茲（Abkhazia）和南奧塞梯亞地區（South Ossetia）資助格魯吉亞人的獨立運動——他們肯定會做出回擊；我們還必須接受後蘇聯時期俄羅斯新自由主義理想的終結；正如我們不會企圖馴服中國，我們也不會對俄羅斯做任何類似的事情。最後，我們必須承認，對於像在阿富汗的合作以及俄羅斯在中亞的霸權之類的問題，不付出代價就將一無所得。

西梅斯說，關於美俄關係的兩種作法不可能並存，「一種作法是，我們需要克里姆林宮在防核武擴散和恐怖主義等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另一種則是俄羅斯的看法被我們傲慢地不屑一顧。」哪一種作法才對美國有利是顯而易見的。這樣，並且唯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合理地期望美國對北京的政策能夠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體制改革

艾默特和其他一些專家如法里德·扎卡里亞和裴敏欣等認為，就國際關係的結構層次來說，另一個需要優先考慮的事項是進行由華盛頓領導的體制改革。

華盛頓必須儘速發起國際社會結構方面的改革，就像它在一九四五年做過的那樣。只是這一次的重點在於修改那些不合時宜的糟糕的部分，就像扎卡里亞指出的那樣：聯合國安理會由六十年前的二戰勝利者們主導著，G8集團則將世界上三個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排除在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是歐洲人的囊中物，而世界銀行則向來是美國人的禁臠。

華盛頓必須了解這個情況：印度、巴西、日本和俄羅斯對於美國都非常重要，如同中國一樣重要。若干組織，尤其是G8集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以及貿易和發展會議（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應該被「取消或改革。」這將有助於改變非西方國家政府對美國的看法：華盛頓是一個患有過時的西方優越綜合症的重症患者。

美國的政治家們與其被動地回應改革呼聲，不如主動地加以引導。 G8集團完全應成為歷史。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則應擴充，以反映全球新興大國地位的變化情況。印度和巴西應被包括在內，還應加上日本、德國，也許還有南非。在這些改革行動中，華盛頓有機會表達對於發展中國家市場的理解和同情，讓人們看到它正在領導結構改革，而不僅僅是簡單的被動回應。

美國人開啟了全球化的序幕，接下來他們必須努力維護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正如約瑟夫·奈伊對我們的提醒，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權力的本質完全改變，勝利不僅取決於誰會在軍事上獲勝，還取決於誰的理念更吸引人。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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