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觀點】沒有大台便無大局意識?青年的集體制約是怎麼回事?

2019-07-11 12:00:27
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反修例風波觸發的衝擊事件,以「青年為主體」及「沒有大台」為兩大主要表徵。有意見認為,沒有大台的社運並不代表沒有大局意識,所謂的大局意識是體現在抗爭策略的爭議之中;在反修例過程,可見這種大局意識成功運作的地方,也有其失效的時候。亦有學者指出,對於抗爭集體行動而言,政權的回應和反撲是其中一種集體行動的制約力量,抗爭形式已由「和理非」移向針對政權的衝擊行為。

「和理非」外的集體制約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陳智傑於7月11日 《明報》撰文表示,「集體行動讓個人身分隱沒在群眾中,在熱烈的集體情緒下做一些平時未必會做的行動」。不過,「集體行動亦往往會衍生對個人意志和行為的制約,使人們在當下會跟從和服從臨時出現的集體領導」。陳智傑認為「集體制約的意識,往往源自社會抗爭者設法爭取主流民意認同」;「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的集體行動和社會抗爭,其實早就出現基於民意輿論戰而出現的集體制約」。

陳智傑指,「受制於集體制約、讓社會覺得「有底線」的抗爭運動,才有機會爭取民心」,然而「除了爭取主流民意認同,另一種促成集體制約的力量,便是政權對抗爭運動的反應」。陳智傑指,集體制約的界限即是抗爭運動的「底線」,並非一成不變,「連百萬群眾上街也無法讓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回心轉意,龐大的無力感和義憤亦改變了香港社會對『和平理性非暴力』作為抗爭『底線』的堅持」。

陳智傑指「勇武派」和「和理非」雙方都「不割席」的聲音,「在過往多年抗爭運動中鮮有出現」。2019年反修例運動可能是另一個起點,「香港社會正慢慢修正以「和理非」作為抗爭手法的『底線』,嘗試兼容針對政權的衝擊行動」;在抗爭手法可能出現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之際,社會的集體行動也許正醞釀『和理非』以外的集體制約。

無大台是最注目的特色

《明報》「媒體解碼」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陳韜文7月4日文章表示,「無大台是這次反修例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個特色」。所謂「無大台」,一個是指運動團體之間沒有領導,另一個是指特定團體成員之間非中心化,兩者也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陳韜文指,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可以發揮團體的創造力及機動性」,而「要充分發揮這些好處而不偏離運動的目標,團體之間必須有一定默契或大局意識」,體現在抗爭策略的爭議上;在反修例運動中,可見「大局意識有它成功運作的地方,也有它失效的時候」。

團體默契有其脆弱一面

陳韜文表示,衝擊立法會事件中可見,「行動團體之間的默契有其脆弱一面,不是連登的和力、泛民議員的『跪求』和聖詠歌聲所能完全克服」,「衝擊者用武的程度、激進程度已遠超過主流政治文化所能接受」。陳韜文認為,「抗爭一定多少要打破社會常規,以人數或衝擊力發聲,在策略運用上應有更大的想像空間」;「不少人也看到主流政治文化對運動策略約制,如果一旦踰越其邊界太遠,運動很容易就會失去社會的支持而告終」。

不一定出現民意大逆轉

陳韜文指,「政府及建制藉立法會衝擊事件而輿論大反攻,陷泛民及反修例的市民於防守被動的地位」,「不過,由於民陣和激進團體互不從屬,強調的是『各自爬山』關係,而且大遊行有超龐大人數擺在那邊,市民未必完全會將兩者混為一談,不一定出現一些人所預期的完全民意大逆轉」。

「主謀論」仍缺乏確證

《信報》7月4日「金針集」金箴文章表示,前特首董建華提出「主謀論」,「恐怕對於林鄭紓緩沉重壓力沒有什麼幫助,想賴在心懷不軌的外國勢力身上始終缺乏確證」。文章指,「修例風波在連串示威之中衍生一個非常現象,沒有大台,沒有領袖,群眾彷彿有機結合,集體行動滿是默契」,「最能見證於連泛民議員亦被擠在一旁,林卓廷跪地央求年輕人勿衝無效,梁耀忠嘗試做人肉盾牌擋在門外則被示威者熊抱式挪開」,文章又認為「如果真的有幕後指使的主謀,試問如何策動盈千累萬『誰也不代表誰』的示威者」?

在制度上給年輕人充權

《明報》7月4日社評表示,「2014 年佔領運動後,當局提出多項改革措施,制定『三業三政』方針,盼讓年輕人看到希望,然而現實證明成效不彰」。社評認為,「青年人對現狀不滿,既有個人生活前途層面,亦有政治意識形態層面,反修例風暴成為這股不滿情緒全面爆發的缺口」;「當局需要廣開門路聆聽年輕人訴求,同時在制度上給年輕人充權,讓他們擁有參與青年政策制定的實權」。

發佈於 多方觀點
By 2019-07-11

手機分享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