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陳景祥﹕大學加費、高教發展、非適齡學生

2024-07-02 11:49:12
陳景祥

在傳媒界工作逾30年,曾任職通訊社、電台、報章、網絡媒體,有豐富的編採和管理經驗。曾任教樹仁學院,及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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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調整收費,輿論反應通常圍繞幾個問題:市民能否負擔加幅?會否掀起一片加風?政府對受影響的民眾有何協助措施?

8家政府資助大學增加學費,教資會資助課程的學費將在2025/26 學年至2027/28 學年,即連續3個學年,以平均每年5.5% 的幅度增加;至2027/28 年,每名大學生的學費將由目前42100元,增至49500元,3年內加幅為17.5%,屆時收回成本率預計會達到13.4%。

加學費的3個問題

加學費的第一個問題:市民(主要是大學生)能否負擔學費加幅?政府上一次對資助大學加學費是在1997/98 學年,距今已26 年。無論以任何方式計算,未來3年學費加幅17.5%,絕對算不上高。消息公布後,並無強烈反對聲音。

第二個問題:大學加費會否在社會掀起加風?大學學費並非民生項目,跟其他政府收費也無什麼關係,故此「加風」的憂慮並不成立。

第三個問題:加費後對受影響的學生有沒有提供協助?在我念大學的年代(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學每次加費時例必附加聲明:政府會相應增加助學金和貸款(grant and loan)。事隔26年,這次也不例外。大學生應該都知道,政府助學金和貸款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大部分財務負擔。

比起美國,本港大學生算是幸運得多。美國近10年大學生的債務問題已成為美國全國的社會問題,以去年計,美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貸款債務為2.9萬美元(約22.6萬港元),比10年前增加了約25% 。而截至去年8 月,美國高等教育學生貸款總額已達1.8萬億美元,是美國經濟中僅次於房貸的第二大債務,約有10%的學生貸款無法按時償還。

高等教育機會平等 體現社會平等

2022年8月拜登政府頒布了一項重大行政命令:全美4300萬名申請聯邦學生貸款的高等教育在學或畢業生,個人年收入低於12.5萬美元者,可減免最高2 萬美元學貸債務,希望大學生畢業後可避免墮入債務纏身的窘境。

大學教育本來就有改善貧富差距、拉近階級鴻溝的社會作用。基層家庭子女可憑入讀大學、畢業後找一份好工,然後逐級而上改善生活。可以說,在很多地方,讀大學仍是窮困子弟在社會階梯向上流動的主要機會。

很多國家/地區會向第一代大學生(即家庭中第一批能升讀大學的成員 )提供特別貸款幫助,就是希望高等教育能成為基層家庭「脫貧」的其中一個途徑。試問,若大學畢業時負債纍纍,大學教育換來的是「債務陷阱」,對學生、對社會又有什麼好處?

香港提供12年免費教育(義務教育),這是基本的公民福利,是政府維持一個「民智社會」的基礎。但大學教育理論上不是義務教育,政府不能「強迫」民眾讀大學。有些人如果選擇經12年免費教育後就投入社會工作,這是他們的個人選擇;而當他們選擇讀大學時,就需繳付學費,承擔讀大學的部分開支。

讀大學雖然不是「強迫」,但華人社會重視教育。學生中學畢業後,絕大多數家長都希望子女能繼續學業,也深信「多讀書」是向上流動的主要路徑。政府支持更多年輕人能夠讀大學,除了提供足夠學位,學費也不能太高,以免基層家庭子弟因負擔能力不足而無法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平等,是社會平等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

香港高等教育學額大幅增加,始於1989 年港英政府決定擴展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當年的決定,被視為是英國回應「八九六四」震盪的3 招之一(3 招是「玫瑰園計劃」( 興建新機場及相關的十大基建工程) 、居英權和大幅擴展高等教育)。據1990 年代教資會一份報告指, 1970 至1980年代初本地適齡學生(17至20歲)入讀大學的比例只得約2% ,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到1994年該比例已增至18%。

當時有人提出質疑:高等教育大幅擴張,大學生數目急增,社會是否可提供大量「好工」給他們?倘沒有足夠「好工」滿足大學生,他們的失望和挫敗感會轉化成為社會的消極情結,不利社會穩定!有人甚至質疑,港英政府增加大學生數目是陰謀,是為香港埋下動盪不安的種子。

這種意見最後成不了氣候。回歸之後,行政長官在2000年施政報告提出進一步擴充大專學額,把專上教育普及率提高至60%,配合香港知識型經濟發展,令香港高等教育從1970 年代的精英制,轉變至21世紀的普及模式。學生中學畢業後希望繼續升學,基本上都可滿足他們的需求。

香港擴展高等教育主要依靠公帑支持,教資會把大專教育「收回成本」比例定於18%,學生負擔的只是小部分,政府承擔的佔了82%。這個比例分配,避免了美國模式令學生畢業後負上龐大債務的風險,令本地高等教育可健康發展,更多適齡學生能接受高等教育。

院校自治學者治校 勿輕言改變

在大增公帑擴展高等教育的同時,政府並無藉機增加干預、控制大學發展。香港高教發展模式是政府撥款,經教資會與大學磋商分配資源,制訂高等教育發展方向,一方面可保持院校自主(政府不直接插手),另一方面則確保高等教育可配合政府和社會的發展需要。

香港8 家公立大學都辦得有聲有色,足以證明本港高等教育發展模式非常成功。所謂成功,除了學費「相宜」,有志讀大學的學生都可如願;另一成績是,教資會很早就提出本地高教要國際化,最終令香港建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

2004年教資會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 與時俱進》報告,即提出香港應扮演區內教育樞紐角色;到2010年發表《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提出「各院校應確保有一定比例的教學人員和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各院校亦應幫助本地生適應校方的國際化工作」。

從歷史中得到啟示,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取得的成績驕人,從精英制過渡到絕大部分適齡學生都可接受高等教育,支撐着香港發展成一個知識型社會;隨後再進一步把香港打造成區內教育樞紐,成為內地學生希望南來留學的地方。這些成績是循着院校自治、學者治校、政府盡量減少干預的方向而行,不應輕言改變。

這次大學加學費,有人重彈舊調,認為各院校及各學科毋須劃一收費;有些「成本」較高的學科,應由學生相應承擔更高比例學費。此議原則上合理,但衍生問題甚多,且不容易解決,例如「成本」是否跟學生畢業後的收入水平掛鈎?若是,學費高的學系是否可保證學生畢業後一定可以找到「好工」?

未來學費資助 應擴至本地非適齡學生

大學學費一視同仁,好處是簡單。畢業後學生收入多少,其實跟學生修讀什麼科目未必有絕對關係。一個讀醫但表現平平無奇的醫生,收入未必一定高於在文化藝術、商界、創業或其他領域的表表者。隨着高等教育普及,讀大學是增進知識的一個階段,不再是「搵到好工」的保證。故此大學「分科收費」只會平添爭拗,令高等教育變質,收回的學費幫補不了什麼,卻帶來更多問題,是得不償失,何苦去做?

香港高等教育主要仍是為「適齡學生」而設計,是傳統小學、中學之後的延續。然而隨着人口老化、科技不斷突破、知識結構演變,政府是否應考慮資助年長學生可以在不同階段都有「重返校園」進修的機會,讓「非適齡學生」可以吸收新知識、學習新科技?未來的高等教育體系,應該可以讓不同年齡層的港人,在適合自己的時間重返校園進修。換言之,未來給大學生的學費資助,應擴展至給予本地「非適齡學生」。

2022 年全球大學創新網絡(GUNi)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編寫《面向2030 年的高等教育新願景》報告(New Vis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2030),提出了8個全球高等教育的新趨勢。其中如「虛擬校園」概念、推動終身學習,並提出人類獲取的技能和未來10年工作的需求之間存在極大差異等,都極有遠見,也是未來高等教育發展必須正視的議題。

香港高等教育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力之一。除了教育質素和國際化水平,在配合新時代需要推動高教創新變革上,香港也應走在前頭,為國家高教發展探索更多新方向、新模式。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發佈於 博評
By 202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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