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早上7時許，侵華日軍第23軍下屬第38師團的士兵越過深圳河侵入香港境內，經過約三周的戰鬥後於12月25日全面佔領香港。（維基百科圖片）

12月8日，是鐫刻在香港人記憶中的傷痛日。1941年的這一天，日軍鐵蹄踏入香港，將這座繁華都市拖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煉獄。糧食封鎖釀成百多萬民眾飢饉之殤，肆意屠戮與瘋狂掠奪撕裂文明肌理，無數家庭在炮火中支離破碎。

令人扼腕的是，這段浸滿血淚的歷史至今缺乏具象化傳承載體 —— 香港尚未建立一座系統性收藏、展示淪陷史的具規模的博物館，傷痛記憶在歲月中漸趨沈寂。反觀日本，靖國神社仍將二戰甲級戰犯奉為「英靈」，右翼勢力通過祭祀宣講、史料篡改等手段，將侵略行徑粉飾為「解放亞洲」的「正義之舉」。一邊是傷痛記憶的失語，一邊是侵略歷史的美化，這種強烈反差直指核心：日本的惡從未根除，仍以隱性姿態蔓延，警示中國人必須勿忘國恥，除惡務盡，才能真正崛起。

日本社會潛藏的「惡」，並非孤立的歷史偏差或偶然的行為失範，而是深植於地理環境、文化基因與社會機制的系統性產物。這種惡到侵華戰爭時期極致爆發，二戰後以隱性形式存續，癥結在於其思想體系、政治架構與權力主體未經徹底變革。中國唯有以硬實力築牢安全底線，以軟實力逼其重塑認知根基，方能破解惡之根源，實現中日關係的正常化，保障東亞和平。

「惡」的根源在於扭曲的文化思想

日本惡的根源，始於地理環境與社會結構的雙重塑造。作為四面環海、資源匱乏且多災多難的島國，生存危機始終是其發展的潛在焦慮。為抵御自然風險與資源短缺，日本逐漸形成「集體存續優先於個體價值」的生存邏輯，江戶時代的「村八分」規則便是這種邏輯的具象化表達：對違背集體意志者實施全方位社會性隔絕，直至其屈服或被徹底排斥。這種生存模式催生了獨特的恥感文化：道德判斷的標尺並非善惡，而在是否契合集體期待、是否會招致他人非議。個體為規避「蒙羞」，往往主動放棄獨立思考，盲從集體意志，為群體作惡提供了天然的心理溫床。

文化基因的扭曲演化，進一步固化了惡的內核。日本傳統「物哀」美學對「無常」的細膩感知，逐漸異化為對死亡與毀滅的病態迷戀，將「瞬間極致綻放」等同於生命最高價值，完全沒有善惡標準。「燦爛一死」，就值得尊崇，間接縱容了暴力與侵略的合理化。武士道精神中「誠」的倫理，被解讀為對上級、對集體目標的絕對忠誠與極端投入，全然不顧目標本身的正義性。這種認知讓侵略戰爭被美化為「為國家存續而戰」的壯烈犧牲，屠殺平民被美化為「踐行使命」的堅定抉擇，徹底消解了善惡的道德邊界。

日本這種認知與中國人的「做人要有良心，頭上三尺有神明」全然不同。從倒幕運動中的極端暴力，到明治維新後對外擴張的狂熱，惡的基因持續積累，最終在侵華戰爭中達到頂峰：南京大屠殺中國30萬同胞，731、8604細菌部隊的大規模人體實驗，「三光政策」的滅絕人性，以及香港淪陷期間的血腥統治，皆是集體主義裹挾下的恥感文化與扭曲「忠誠」觀的集中爆發。施暴者因服從集體指令，同伴的共同參與，而消解罪惡感，美化成「為天皇盡忠」的榮耀。

二戰後美軍的「民主化改造」，並未觸及日本惡的根源。美國為構建東亞冷戰橋頭堡，對日本的清算淺嘗輒止：天皇制以「國家象徵」名義保留，成為維繫舊有集體主義結構的精神核心；大量戰犯未受應有的法律制裁，反而重返政壇、學界與商界，持續影響國家政策與社會思潮。原本推行侵略思想的權力階層與社會機制完好無損，只是將效忠對象從天皇轉向美軍，將對外擴張野心包裝為「經濟立國」的外衣。惡的本質未曾改變，只是從顯性軍事侵略轉化為隱性的服從與對抗：對美國的絕對依附，淪為國際事務中霸權主義的追隨者；為對抗「周邊威脅」，擴充軍備、突破和平憲法；通過教科書篡改、靖國神社參拜等行為本質上是對惡的延續與美化。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惡的本質嚴重扭曲了其對客觀事實的認知 —— 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右翼勢力無法接受昔日被其侵略的國家如今走向強大，出於集體性焦慮與不甘，既炮製「中國威脅論」，通過技術封鎖等手段遏制中國發展，又全然漠視中國今天強大的軍力。這正是其惡之基因在新時代的具體顯現。

軟、硬實力兼施方能破除日本之「惡」

破解日本之惡，中國硬實力是根本保障與底線威懾。唯有構建起軍事、科技、經濟等領域的絕對優勢，讓日本清晰認知對抗的代價遠大於收益，才能打破其僥倖心理與依附霸權心態。中國國防現代化的持續推進、高端製造與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能源與糧食安全的堅實保障，不僅能對日本軍事冒險行為有效威懾，更能讓日本社會重新審視中日關係，從「俯視」的偏見轉向「平視」的理性。政策層面的精准反制同樣關鍵，針對其歷史修正主義行徑、技術封鎖舉措、涉台涉港等干涉內政的言行，採取對等的經濟制裁、外交孤立與國際輿論批判，軟硬兩手管束日本，讓其為惡行付出實際代價。這種「實力碾壓」帶來的集體性挫敗感，將觸動其恥感文化的核心，使其痛知自身行為的錯誤，從外部倒逼認知覺醒。

是升中國軟實力則是認知重塑與根源消解的關鍵。文化軟實力的核心使命，在於扭轉其歪曲認知、重塑恥感文化的價值錨點。我們應強化文化傳播的精准性與感染力，打破日本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偏見。通過高質量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紀錄片等載體，真實展現中國的發展成就、真正實力、文明底蘊與和平理念，讓日本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瞭解立體真實的中國，消解右翼勢力的荒誕敘事。更關鍵的是賦能日本內部健康力量，支持「九條會」等護憲組織、反戰學者與民間和平團體的活動，為其提供國際發聲平台與資源支持；推動中日民間深度交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對話，通過文化互動培養跨越國界的共情與理解；翻譯傳播日本和平人士的著作言論，放大理性聲音，對衝右翼話語影響。這些舉措將逐步瓦解舊有的扭曲思想體系，為正視歷史的健康敘事提供生長土壤，讓和平主義與理性認知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共識。

同時，應通過東亞多邊合作平台，提出「歷史認知透明度」倡議，推動日本教科書審定的國際監督機制，確保歷史真相不被篡改；舉辦中日曆史學者聯合研討會、戰爭幸存者口述史整理等項目，以扎實史實戳穿歷史修正主義的謊言。這種制度性約束與引導，將為日本健康力量的崛起提供外部支撐，讓其在對抗右翼勢力時不再孤立無援，成效得以固化。

香港作為中國抗戰的重要節點與國家對外開放的核心門戶，理應在銘記歷史、破解惡行中扛起特殊使命。加快推進香港淪陷史博物館建設，以實物史料定格苦難記憶、喚醒青年擔當；依託國際傳播優勢，用多語種敘事揭穿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虛偽面具；借多元文化平台搭建中日民間和平橋梁，讓理性對話消解敵意隔閡。香港的全力入局，既是對自身歷史的尊重，更是對國家戰略的踐行。日本之惡的根除非一日之功，需久久為功的戰略定力。

香港應該為消解日本惡之土壤，守護東亞安寧作出獨特貢獻，這也是我們在12.8這個黑色紀念日所應該想到的。

原刊於《文匯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