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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會長。
(作者供圖)
最近,重讀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的《論中國》及《世界秩序》,字裡行間的戰略智慧與歷史洞察力仍令人深省。作為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國際政治見證者,他對大國關係、文明差異與世界秩序的研判,在當下日趨複雜的國際形勢中更顯價值。以下幾點粗淺體會,分享如下,求教友好。
基辛格在著作中反復強調,大國博弈的終極風險並非利益分歧,而是「集團化對抗」與「結構性誤判」。他最憂心的局面,是中美陷入「聯盟圍堵—反圍堵」的惡性循環,最終形成壁壘分明的「美國集團」與「中國集團」。在他看來,這種陣營化對抗一旦成型,便會脫離兩國決策者的主觀控制——地緣博弈的慣性、盟友體系的綁架、國內輿論的施壓,都將不斷放大戰略猜忌,最終將世界引向不可輓回的衝突。
為此,基辛格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戰略構想:中美關係不應是簡單的「夥伴關係」,更不能淪為零和對抗的「對手關係」,而應走向「共同進化」的道路。他主張,兩國需跳出意識形態之爭,從本國內部利益的現實需求出發,在太平洋共同體的框架下「努力尋找和發展相互補充的利益」。這種「共同進化」的核心,是承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文明差異,通過高層對話管控分歧,以經濟相互依存作為遏制衝突的「緩衝墊」,最終構建非對抗性的均勢秩序。
同時,基辛格對美日同盟的研判更顯敏銳。他警示美國,過度武裝日本這種具有「下克上」傳統的國家,無異於「養虎為患」——日本對美國素來「畏威而不懷德」,其依附性順從絕非忠誠,而是對強權的暫時屈服。一旦美國霸權出現頹勢,或地區格局發生劇變,日本極可能借機擺脫束縛,甚至以反噬舊宗主國的方式尋求「正常國家」地位。這一判斷,為理解中美日三角關係的複雜性提供了關鍵視角。
結合基辛格的戰略智慧與當前國際形勢,中國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可以秉持「以定力破圍堵、以利益固互信、以秩序塑長遠」的核心取向,既規避風險,又把握主動。
(一)堅守核心利益底線,以戰略克制規避陣營對抗
基辛格強調,大國均勢的前提是「實力支撐下的底線清晰」。面對美國推動日本突破戰後體制、強化亞太軍事同盟的圍堵動作,以及美日在台海、釣魚島等問題上的頻繁挑釁,中國必須以堅定姿態捍衛核心利益:通過常態化軍事演訓強化威懾,以法理鬥爭釐清主權邊界,讓美日清晰認知到「觸碰紅線必遭反制」的代價。但同時,中國應踐行基辛格倡導的「戰略克制」,避免被動捲入陣營對抗,不落入美國「構建反華集團」的陷阱,始終將競爭限定在可控範圍內,彰顯區域「穩定器」的大國擔當。
(二)深化利益深度綁定,分化美日同盟的戰略捆綁
基辛格提出的「相互補充的利益」,是破解集團對抗的關鍵。中日兩國在產業鏈、供應鏈、經貿投資、環保科技等領域互補性極強,中國應主動擴大務實合作,依託RCEP等多邊框架,推動兩國在新能源、高端製造、醫療健康等領域的合作升級,形成「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利益共同體。這一舉措既能對衝美國對日本的戰略捆綁,利用日本「極度慕強且現實」的特質,使其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而非盲目站隊;也能為中美「共同進化」築牢現實基礎,通過強化區域經濟相互依存,消解陣營化對抗的土壤。
(三)引領區域秩序重塑,踐行「太平洋共同體」構想
基辛格承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已難以為繼,需要吸納不同文明的智慧。中國應立足自身「天下觀」與和合共生理念,摒棄傳統「均勢制衡」與「霸權護持」的老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東亞區域秩序建設——這正是對基辛格「太平洋共同體」構想的昇華。一方面,持續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強化區域經濟一體化,降低對美國主導的貿易體系的依賴;另一方面,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吸納更多亞太國家參與秩序構建,讓日本認識到,其「正常國家」的訴求唯有在多元共治的區域框架下才能實現,而非依附美國充當「遏華棋子」。
最近,國家對高市早苗的言行作了強力反擊,在經濟上、軍事上有所行動,十分必要。最後目的,是為了逐步把日本納入中國主導的東亞經濟圈、太平洋共同體,這是不可忽視的。
(一)大國關係的本質是「相互尊重」而非「零和博弈」
基辛格的研究反復證明,大國衝突並非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不是歷史宿命。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唯有承認彼此的發展權利與核心利益,摒棄「霸權邏輯」與「對抗思維」,才能實現共存共贏。中國堅持的「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與基辛格的戰略構想高度契合,這也是破解大國博弈困局的唯一正道。
(二)盟友關係的脆弱性在於「利益失衡」與「信任缺失」
基辛格對美日同盟的警示提醒我們,基於「遏制第三方」的同盟關係,本質上是脆弱的利益捆綁。美國對日本的「鬆綁」與「利用」,日本對美國的「隱忍」與「投機」,都為同盟的破裂埋下隱患。中國應始終堅持不結盟政策,以多邊合作替代排他性同盟,以利益共享替代零和博弈,這正是中國外交的獨特優勢與智慧。
(三)世界秩序的未來在於「文明包容」而非「陣營對立」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強調,真正穩定的世界秩序,必須尊重文明的多樣性。西方文明的「霸權邏輯」與中國文明的「和合邏輯」並非不可調和,關鍵在於尋求「最大公約數」。中國推動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不是要取代現有秩序,而是要彌補其缺陷,使其更具包容性與公平性——這既是對基辛格戰略智慧的回應,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
基辛格是西方的著名智者,他對中國的開放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可以從他的研究中吸取養料,防止共同擔心的世界大戰爆發。他曾警示:核威懾維度中,最可能對美國本土發起反擊的,是被其逼入絕境的朝鮮會發起「自殺式防禦」、俄羅斯的「背叛感反擊」、日本的「下克上反噬」,本質上都會是對抗升級的悲劇性後果。這一研判更凸顯了大國管控分歧、避免衝突的重要性。
在日趨緊張的國際形勢中,香港的學者又能做些什麼呢?作為連接中外的橋梁,香港學者既擁有國際化的視野,又深諳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妨發揮獨特優勢:一方面,深入研究基辛格等西方戰略家的思想,搭建中西方溝通的「認知橋梁」,減少文明誤解;另一方面,立足亞太現實,為區域合作、大國共治提供理性建言,助力化解對抗風險,並大力開展民間交流活動。唯有以智慧彌合分歧,以合作替代衝突,才能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局面,這也是重溫基辛格戰略觀點的終極意義所在。
原刊於《文匯報》,本文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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