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九一八事變後，依仗瀋陽城牆防範東北軍反攻的關東軍部隊。當時日軍剛剛研發的第一種鋼盔90式鋼盔根本未配發部隊，這些鋼盔看來更像購買自一戰剩餘物資的法國M1915鋼盔。(網絡圖片)

自從我以單獨自駕遊的方式走完整段中央紅軍的長征路後，不時會被問及紅軍如何走到長征終點站延安這個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謬誤，長征的終點站不在延安，只是延安乃陝西省最著名的革命勝地這一事實天下皆知，所以才誤導了普羅大眾，把它理所當然地看成長征的終點站而已。

我動筆寫這篇文章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紀念日當天，深感九一八事變和紅軍進駐延安是頗有淵源的，故決定適時解說一下這段特殊的歷史走向。

 編按：在長征發生期間，東北事實上還有一支以中共東北地區黨組為骨幹，聯合東三省各地乃至朝鮮地區的東北抗日聯軍。該部隊由30年代中期開始即和關東軍及偽滿部隊打游擊，至1941年受損太嚴重，大部分部隊退入蘇聯境內接受整編，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力量留在東北境內。然後重新整編的部隊由於1943-44年左右陸續返回東三省並聯絡餘部繼續作戰。(網絡圖片)

九一八事變前的1930年9月，手執東三省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已親率東北軍主力大舉入關，以調停中原大戰為名，設總部於北京，坐鎮華北。由於留守東三省的東北軍兵力空虛，日軍敏銳地嗅到了可乘之機。1931年9月18日，司令部設在遼寧省旅順的日本關東軍突襲瀋陽北大營，以僅約一萬餘人的兵力迅速佔領東北三省。駐守東三省的東北軍因接獲不抵抗的命令，雖坐擁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卻放軟雙手任由宰割，節節敗退，唯有分批撤入關內。九一八事變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早已水深火熱的民族危機，唯一較正面之處，就是從此正式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

同年11月7日，在暫時仍遠離日寇鐵蹄的南方，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領導的紅軍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又稱中央蘇區，以蘇維埃政權形式抗衡國民黨，逐步把當時中國最大的一塊革命根據地鞏固了起來。

1935年10月19日，由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人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抵達陝西吳起鎮，標誌着那支由中央蘇區走出來、原本番號為紅一方面軍的中央紅軍正式結束長征。

十分可惜的是，在博古和李德等人錯誤的領導下，中央紅軍在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大圍剿中傷亡慘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土面積日漸萎縮，已無法再繼續堅守下去。中央紅軍被迫在1934年10月中旬開始長征，從江西省于都出發，經歷整整一年漫長的且戰且走歲月，終在1935年10月19日抵達陝西吳起鎮，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至此正式結束。

另一方面，東北軍撤回關內後，其中一部最早於1935年7月被調往陝西「剿匪｣。1935年10月，蔣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張學良任副總司令，在豫鄂地區圍堵紅軍的東北軍隨即開赴陝甘地區繼續「剿共｣。

1935年9月，由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早於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西，與當地由劉志丹領導的紅26、27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10月1日，紅十五軍團在甘泉縣的勞山伏擊東北軍第110師，殲敵兩個團，俘敵3000餘人。三星期後的10月25日，紅十五軍團又在富縣的榆林橋全殲東北軍第107師619團，團長高福源被俘。高福源被俘後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張，主動請纓返回東北軍勸說張學良聯共抗日。至1935年11月21日，到達陜西的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聯合在富縣直羅鎮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東北軍第109師大部被殲，師長牛元峯也被擊斃。

由徐海東率領紅十五軍團進行的勞山戰役，重創東北軍110師。此為勞山戰役遺址和烈士陵園。(筆者所攝)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西吳起鎮後，最高領導機構曾先後移駐瓦窯堡(今子長市)及保安(今志丹縣)。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共中央正式確立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隨後，毛主席於12月27日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述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核心，動員全民族一切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策略。

張學良與紅軍多次交戰，屢遭挫敗，使其逐漸認識到紅軍的戰鬥力與群眾基礎。東北軍是他的資本，損兵折將對他極為不利，而東北軍上下亦不想與紅軍繼續內耗，只希望早日打回東三省，把日寇趕走後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在自身利益和國家安危的驅使下，張學良接受了統一戰線的號召，遂開始與尚未建立起穩固根據地的紅軍展開接觸，商討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的事宜。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密談，商定互不侵犯、通商、互派代表等事項，東北軍實際上與紅軍已達成局部停戰協議。

由徐海東率領紅十五軍團進行的榆林橋戰役，全殲東北軍第107師619團，團長高福源被俘，是其中一次讓張學良正確認識紅軍戰力的戰役。高福源的主動請纓遊說，促成了日後張學良和紅軍的合作。(筆者所攝)

隨着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1936年10月9日於甘肅會寧會師，以及紅一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半個月後的10月22日於寧夏將台堡會師，先後由四支紅軍部隊參與的長征宣告勝利結束。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儘管諸多歷史文獻均未證實西安事變爆發之前，中共曾明確獲得張學良對該計劃的通報，但這一事件事實上直接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

1936年10月22日，紅一方面軍與由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在寧夏將台堡會師，標誌着先後由四支紅軍部隊參與的長征勝利結束。(筆者所攝)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楊虎城指揮的十七路軍和紅軍，迅速商定組建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合力防備隨時反撲的國民黨中央軍。由於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主力需東調潼關、西安一線，導致後方空虛，張、楊二人於是將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線防務移交紅軍，以紅軍為屏障阻滯胡宗南的中央軍。以毛主席為首的紅軍，遂於1937年1月13日正式進駐延安，接管東北軍遺留下的兵力真空。

事隔半年之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國共兩黨正式合作抗日，陝西的紅軍取消舊有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乃更廣為人知的「八路軍｣，隨即奔赴抗日戰爭的每一條戰線。

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後，最高領導機構曾駐紥在瓦窯堡，並召開了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瓦窯堡會議。此為毛主席在瓦窯堡的舊居。

延安這座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至高無上地位的革命勝地，在此後十年間成為了中共中央的根據地及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直至1947年3月18日，在解放戰爭中面對國民黨軍隊的猛烈進攻，中共中央才主動撤離延安，踏上轉戰陝北的征程。

世事似乎冥冥中早有因果，上蒼或許早就安排了世上的聚合。如果不是九一八事變，就不會有東北軍全線撤回關內的結果，更不會有東北軍和紅軍之間的兵戎相見。若非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審時度勢，發表能夠代表全體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統一戰線宣言，並以戰力強悍的紅軍作後盾，也不會換來少帥張學良的全力合作。如果沒有這些微妙的關係，延安能否成為如今每個中國人心中的光輝形象，仍是未知之數。

  如今的延安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黃土高原上發展成為一個頗為現代的城市。(筆者所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