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公布後，終於在立法會完成辯論並通過。筆者在過去數年的評論中，多次強調香港要解決深層次矛盾要從經濟結構上作出根本改變，需要發展多元產業經濟，改革單一金融地產經濟模式。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是決心解決香港結構性問題的方案。

正如規劃公布後，眾多評論都讚賞規劃有具體方向，指出多個未來有殷設需求的科技產業，發展規劃仔細，是一個全面及具體的好發展規劃。但正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所言，現時首份五年規劃最重要的是如何落實。

上層熱、中下層冷：宏大藍圖與市民幸福感的微妙撕裂

這份歷史性的《五年規劃》確實為香港畫下了一幅宏大的產業藍圖，它旨在破除香港經濟過度依賴單一產業（地產／金融）的結構病灶。

然而，這份規劃本身屬於中長期的戰略部署，高新科技產業的培育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十年的深耕細作。這導致目前的社會氛圍出現了一種極其微妙的落差：政界與社會上層對此表現得異常「熱滾滾」，認為香港終於迎來了發展的新希望；但對於每天面臨生計壓力的中下層普通市民來說，這一切卻顯得十分「冷冰冰」，因為大家根本無法在短期內看到這些宏大藍圖對自身利益的即時改變。

正如筆者過去在《改革經濟是一項幸福感工程》一文中所強調，經濟結構改革的本質是為了創造多樣化的收入來源與提高就業率，從而提升整體的社會幸福感。政府在未來的落實過程中，必須大膽在實務上安排如何透過經濟發展真正惠及全港市民，否則所謂的結構轉型只會淪為上層社會的空中樓閣。

基建頻失守、軟實力危機：硬件隱患折射的官僚底色

市民對於「如何落實」的冷淡與擔憂，絕非無的放矢。如果我們連最基本的硬件基建都頻頻失守，又如何奢談落實更複雜的科技產業轉型？

近日接連爆出的瑪麗醫院新大樓壞𨋢與執修嚴重延誤、安達臣道首置盤因結構鋼筋偏離圖則而不得不將多幢大樓完全拆卸重建的荒謬醜聞，再加上赤柱豪宅與工地命案暴露出的安全管理千瘡百孔，這些硬件工程的層出不窮問題，已經為香港未來的基建品質敲響了沉重的警鐘。

面對這些眼前的爛攤子，政府到底要如何保證作為五年規劃核心載體的「北部都會區」龐大基建工程不會重蹈覆轍？這種對硬件發展的擔心，本質上直指向港府的軟實力危機——一個根深體固、拒絕改變的行政文化。

外殼有為、機器未換：新公共管理下的冷漠與卸責

在解構主義的視角下，香港現時正陷入政治學上所謂的「路徑依賴」——意即過去做出的制度選擇會形成巨大慣性，即使明知舊路已沒有路行也極難回頭。

這就如同「換殼」的隱喻：整個政府在新的政治形勢下，表面上順應要求換上了「強勢有為、結果導向」的政治外殼，甚至特首大張旗鼓地搞KPI考核，但在這個精緻的新外殼裡面，那部舊有的行政機器卻根本沒有換過。

香港政府這部舊行政機器，過去三十年深受「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理論的洗禮。這套源自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行政理論，核心思維就是主張將私人企業的市場機制引入政府，強調「成本效益」與「合約外判」，將市民當作「顧客」，而政府則退居為不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合約管理者」。這種行政文化最致命的後遺症就是「冷漠卸責」，只要遇到體制失效或民生考驗，藏在殼內的舊機器就會按既定程式運作，用市場邏輯去回應。 

例如，筆者在《專業錯配 vs 生存空間錯配——莫用離地邏輯掩蓋體制失職》中提到，連醫護等專業學系都傳出入行困難、人手錯配的結構漏洞，官僚卻迅速反駁稱「這是市場供求問題，合約不續是制度問題，不關政府事」，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高級打工仔的應試心理：將「程序」偽裝成「結果」的假動作

今天的香港管治層，主觀上因應北京要求與新的政治形勢，「好聽話、好想做、好想交功課」，但客觀上他們根本「唔識做、冇能力做」。因為外殼換了，內部機器沒換，這班大半生接受殖民地技術官僚訓練的官員，只擅長安全精準地執行上級指令，從未學過如何由零開始去制定宏觀的社會經濟戰略。

面對需要高超政治手腕和懂產業運作的五年規劃，這群外殼亮麗的「高級打工仔」唯一的做法，就是將宏大的政治要求「技術化」和「降格」，用內部舊機器唯一識做的手段去處理——這就是「定KPI、辦活動、做口號」的應試式假動作。

某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選舉廣告，充分展示「高級打工仔」的心態。（網絡圖片）

正如筆者在《浴火與重生之路（上）——新自由主義如何使香港盛衰》一文中所痛陳，地產金融專政吸乾了社會的血液，將所有利潤轉化為租金，進而鎖死了青年的上升通道。如今管治層為了解決不會做大戰略的焦慮，也為了向上面刷數據，便會將長遠的結構改革扭曲為短期指標的政治應試。

內部機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複雜的深層次矛盾，於是傾向用「容易刷數據、辦活動、起建築物」的硬指標，來代替「培育真正有產值、有市場競爭力、能惠及市民的產業經濟」這種軟實力。創科產業未有實質產出，政府就先定個 KPI 叫今年辦了多少次國際論壇、簽了多少份備忘錄（MOU），將「辦完活動」當成「解決了問題」，這正是行政文化完全沒有改變的鐵證。

高級維修技工開民航機：失去方向的「儀表板治港」

香港目前的管治困局，就好似一架本來需要頂級正副機長駕駛的民航客機，現在交給了一班表現優異、好聽話卻根本不懂飛行的「高級維修技工」去開。這班技工主觀上極之想把飛機開好，好努力地對着飛行手冊（五年規劃）去撳掣、定KPI，但當飛機遇到高空亂流（結構性社會矛盾與產業轉型考驗）時，他們因缺乏產業大局觀，內部機器完全不懂得隨機應變。結果他們只能一邊死死守着個儀表板（KPI），一邊對着機艙入面投訴的乘客（市民）大聲反駁：「我跟足說明書開㗎！是你們自己坐得不好，唔關我事！」

如果核心的行政文化不變，機器不換，這份廣受讚譽的《五年規劃》，最終只會被這套舊體制閹割成一堆由大型論壇、剪綵儀式以及包裝成創科口號的地產項目組合包，成為市民眼中看得到、吃不到的空中樓閣。

實務落地建議（一）：建立具備追溯力的「懲罰與收回機制」

面對這種「上層熱、中下層冷」的結構性撕裂，政府若要真正打破「紙上談兵」的宿命，就必須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宏大的產業規劃與基層市民的切身利益牢牢綁定。

首先，政府在北部都會區的批地模式上，雖然表面上已經吸納了社會意見，打破過去「價高者得」的舊路，轉而採用將價格比重降至三成、產業技術建議書佔七成的「雙信封制」招標，並在條款中試圖與投資規模和就業機會綁定。這看似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正如筆者曾於《政府造地不僅需考慮成本還要計成本效益》所指，高地價政策與發展多元經濟是背道而馳的，而新模式的關鍵不在於合約字面有多漂亮，而在於藏在殼內的舊機器如何去「監管」和「執行」。

在「高級打工仔」的應試心理下，如果缺乏懂產業、懂市場的內功，這些與產值和本地就業綑綁的合約條款，極容易被精明的財團以各種技術手段化解，最後又被官僚降格為「只要企業在園區掛牌、每年提交幾份進度報告」就算達標的 KPI 文件遊戲。要確保北都不淪為純粹的地產收地炒作或空置的科技園外殼，政府必須在實務上建立具備追溯力的「懲罰與收回機制」，嚴格審查進駐企業是否真正落實本地研發團隊的年期，以及本地院校的技術轉型，否則，新招標模式只會淪為舊官僚應付上面的另一種政治包裝。

實務落地建議（二）：定向購買培訓，打造「創科技術藍領」產業鏈

其次，高新科技產業轉型絕不能變成高層精英的獨食遊戲，必須建立一條讓基層和中下層市民能夠參與並惠及其中的「產業傳導鏈」。創科產業除了需要頂尖的科學家，同樣需要龐大的應用技術人才、設備維護人員、數據標註員、物流管理以及新媒體營運等中基層職位。

政府在落實規劃時，應同步徹底改革勞工及福利局與職訓局（VTC）的過時技能培訓，仿效新加坡的模式，由政府直接出資向大企業購買培訓合約。當國際創科巨頭進駐香港時，政府的要求不應只是辦幾場招商會刷KPI，而是要求其與本地職訓機構合作，開辦定向培養班，讓本地學歷不高但具備操作能力的基層青年，能夠直接轉型成為科技產業鏈中的技術藍領。

五年規劃要落地，考驗的不是政府寫報告的文字功夫，而是有沒有膽量打破行之多年的新公共管理舊機器。政府只有在實務上把「產業利潤」轉化為「基層薪酬」，讓茶餐廳的侍應、運輸線的司機、乃至剛畢業的青年，都能在這份藍圖中找到自己向上流動的位置，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才有可能迎來真正的解套。

作者為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