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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媒界工作逾30年,曾任職通訊社、電台、報章、網絡媒體,有豐富的編採和管理經驗。曾任教樹仁學院,及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班課程。
紫荊黨成立,引起了各種猜測。有說是地下黨曝光,由地下轉到地面;但略懂中共體制運作的人都知道,地下黨有特殊任務,最大作用就是做「地下工作」,為何要走上地面在香港組黨?今時今日北京要在本地籌組一個新政黨易如反掌,要人有人、要錢有錢,何須徵召地下黨成員?
也有一種說法,是北京覺得建制政黨太不濟事,於是另起爐灶,以內地海歸派為主力,全面參與香港政治,落實另類「港人」治港。
更多人相信的是另一種說法,此黨只是一批在港工作、定居多年的內地金融、專業界別精英自發組建,與北京無關,主要是希望爭取更大影響力。有分析指此黨成立的消息,本地「愛國報章」《文匯》和《大公》都沒有報道,隻字不提,可見中央並沒有公開祝福,大家毋須過度解讀。
真相如何,有待紫荊黨的創黨成員公開解釋。令人奇怪的是,此黨成立的消息公開之後,各界議論紛紛,卻未見該黨任何一名成員出面解釋,透明度極低,香港人都只能在猜測之中「認識」這個新政黨,試問這種做法怎能取信於香港人?
再看紫荊黨的黨綱(據網上流傳版本),它的「核心政治主張」是「為全體香港人爭取下一個五十年不變,追求百年『一國兩制』……目前香港面臨2047第一個50年的限期,社會各界對此感到困擾……下一個五十年不變,將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定海神針,是超越族群、階層、年齡、性別及政治信仰等背景的社會最大公約數」。
向中央爭取百年「一國兩制」是個良好願望,然而100年太久、只爭朝夕,香港當前遇上各種挑戰,包括如何在中央的新管治思維之下、《港區國安法》推出之後,香港面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全面孤立和打壓,香港過去扮演的窗口角色、為內地和西方國家擔當橋樑的任務,到底還是否可以延續?
如果香港失去了接通中西的功能,只能靠融入大灣區吃國家的政策飯,香港只會是一個內地較為「西化」的城市,沒有特別的競爭力;如果香港不再維持得天獨厚的接通西方優勢,即使再得另一個「五十年不變」,對國家、對香港人又有什麼作用?
回歸之前,中央對港政策是「三部曲」——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者互有關連;回歸之後,偶有「略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官方說法總是強調不需要三者經常一起提;到最近,除了一國兩制,後兩者已經很少再提!
兩制,說的是內地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如果純從經濟上着眼,內地樂意維持香港一個小地方行資本主義,一來衝擊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二來可以方便跟世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性。然而,很多香港人對兩制的理解,是連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經濟以外擴及政治、社會、價值觀的「真兩制」。
沒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一樣可以維持兩制,但對香港人來說,光有兩制而沒有其餘兩項,又是否一國兩制的「原裝正版」?紫荊黨要為香港人爭取下一個五十年不變,概念上是正確的,但流於表面,沒有深究香港近幾年出現大變之後的新形勢——以香港目前的狀態,到2047年的第一個「五十年不變」到底可以如何維持下去?用什麼方式維持?這些問題現在都沒有答案,又怎樣再談第二個50年?
香港回歸才23年,卻經歷了驚天動地的大震盪,在這個時刻誕生的政黨,必須對時局、對當下香港的難題提出解決方案,方能顯出其智慧和睿見,諸如貧富懸殊、民心回歸、年輕人的國家認同、經濟轉型、金融安全(美國可能針對打擊香港的金融體制)、政制改革等等,都是急待解決但至今仍茫無頭緒的課題,如果不能針對這些急待解決的題目而空談100年不變,相信很難得到香港人認同。
回歸以來,香港不缺新成立的政黨,缺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團隊。政府歷屆管治班子成員都來自「五湖四海」,以政務官為核心,沒有共同的政治信念,這樣的班子不但缺乏執行力,更無法發揮「行政主導」的特色,令政府施政一直處於被動低效的困局。除非北京容許政黨上台執政,否則政黨的角色都只能局限在監督、議政,講多過做,多一個新政黨也改變不了香港的政治生態。
香港人歡迎競爭,如果一個新政黨可以帶領香港走出困境,沒有理由不表示歡迎,但可惜現在仍看不到有這個苗頭。香港的建制派政黨和政治人物都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兩難問題,就是一邊要完全聽命於中央,另一邊則要爭取香港人的支持,兩者不時出現衝突,到最後建制派政黨往往都會焦頭爛額收場。
以紫荊黨的背景,即使它得到中央背書認可,但以它的政治定位,很難得到大多數香港人支持。新瓶舊酒,表面上看大有來頭,但它的最終結局,可能只是為建制陣營增加了一個政黨,但擴大不了建制派的政治版圖,也扭轉不了香港的困局,反而在選舉時會分薄了建制派的票源!
紫荊黨的出現,並未為香港政局帶來曙光,反而引起更多疑問和猜疑。該黨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香港召開記者會,面對香港人,講清楚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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