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陳景祥﹕香港為中共補資本主義課

2021-06-17 10:49:24 最後更新日期:2021-06-17 11:08:46
陳景祥

在傳媒界工作逾30年,曾任職通訊社、電台、報章、網絡媒體,有豐富的編採和管理經驗。曾任教樹仁學院,及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班課程。

2106171特區政府新聞公報圖片

香港在回歸後,對中共仍很敏感,官式活動都以國家機構名義出場,黨組織盡量不露面,公眾人物如被人指為黨員或地下黨,就等同貼上負面標籤。2012年特首選舉時有候選人被指為地下黨員,當事人強烈否認……現在看來,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不正確、「政治覺悟」太低。今時今日,地下黨員的身分其實應該「引以為榮」。

駱講話納香港入中共史 有異過去論述

上周六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演講,稱「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這部壯麗史詩」(指中共建黨百年),應是首次把香港納入中共百年歷史之中,這跟過去香港問題的論述有明顯不同。

香港回歸,北京的「官方說法」是中英兩國談判達成協議的成果,《中英聯合聲明》由兩國政府在1985年5月互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聯合聲明》列出中國對港基本方針政策。收回香港的「宣傳重點」,是中國洗脫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歷史,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卻並沒特別彰顯中共的功勞。1984年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更特別提到:「1997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

中共是執政黨,處理香港問題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然而當年把收回香港視為「洗脫民族恥辱」,客觀上可團結大多數,而不分黨派和意識形態,以「民族大義」為前提,才能號召更多華人支持北京收回香港。如果當年就大張旗鼓把收回香港說成是中共的「偉大勝利」,相信支持的力量肯定會大減。

以後愛國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共領導」

駱講話中,是中共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制,而推進一國兩制就「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護『一國兩制』」。以前有種說法,是愛國不等於愛黨,但在香港現在的新政治形勢下,愛國和愛黨已畫上等號,以後愛國不再是「抽象」的,必須同時「堅持和維護中共的領導」。

強調「中共與一國兩制」,是否要把香港納入黨國一體的治理體系之中?現在香港跟內地的地方政府本質上再無分別,都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行事,也要緊跟中央步伐,成為「全國一盤棋」中的一隻棋子;一國兩制只是中共給香港的特殊政策,這些特殊政策必須配合中共的路線方針和國家發展,而不是用來對抗中共,或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

一國兩制為何是治國理政「嶄新課題」?

駱講話中有如下幾句,頗堪玩味:「過去24年,中國共產黨不斷豐富發展『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將『一國兩制』從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和『重大課題』,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和『顯著優勢』,以香港治理的成就豐富了黨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內涵。」

一國兩制為何會是中共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我的答案是:中共從來沒管理過一個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國際城市,建國之後,中共曾經試圖消滅資本主義,但不成功,到改革開放,中共徹底修正,不但不再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標,反而要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方式。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英國人管治長達150多年,西方國家雲集此地,近距離蒐集中國情報;當年上海也號稱國際城市,列強在上海設租界,但上海始終不是一個「完整」的國際城市,西方列強只是在上海劃出自己的勢力範圍以謀取利益。對中共來說,收回香港不易,要管理好香港就更難。

縱使困難,但香港正好是大陸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的最好地方。

「補課」非純理論之爭 涉具體政治路線

中共理論界向來都有爭論,大陸是否需要來一次資本主義補課?大陸學者楊奎松在文章中曾經有這種說法: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在一次會議上,就毛澤東在七大講話及報告中突出強調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問題,介紹了自己研究和學習的心得。1997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不僅明確肯定了毛澤東當年的觀點,即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並特別強調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走了一段彎路,經過了許多曲折。本來,『新中國成立,按《共同綱領》規定,民族資本主義在五種經濟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適當地發展。到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我們原來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發生了變化。此後二十多年經過許多曲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又走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始終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適當地發展資本主義,保持多種經濟體制並存的局面,我們會少走許多彎路。」

「事實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恐怕許多人都存在着幾乎同樣的遺憾。」(註1

所謂「資本主義補課」論,是指建設社會主義從而進入共產主義,必須按階段發展,要令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消滅階級差別,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反對者認為,這是唯生產力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註2)。

這些政治爭論,並非純理論之爭,而是涉及非常具體的政治路線問題:到底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需要經歷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上世紀50年代中共以跨越式進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太早就被消滅,結果證明此路不通。到了改革開放,就要重新向資本主義學習,補資本主義課,以助大陸提升生產力。

內地官方宣傳從不提「補資本主義課」,但改革開放就是全方位學習資本主義,這種取長補短的務實態度,是中國在過去40年經濟能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香港位置特殊,既是西方資本主義城市,又是中國人社會,自然成為替中國大陸「補資本主義課」的主要地方。

看來中共認為已讀懂香港 可「為我所用」

中共收回香港行一國兩制,香港的一制,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中共能容許,正是因為香港的制度跟大陸不同,但又對中共有利。香港具備特殊價值,是中共在收回初期不把香港納入大陸體制的主要原因。

過去中共有領導人說香港是一本不容易讀懂的書,現在看來,中共認為此書它已讀得很明白,不需再研究及理解,甚至讀懂之後已可為我所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香港的價值,不再是從它身上學習,而是把它加以利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學香港」是中共摸索走向現代化的其中一個途徑,小小香港是偌大祖國的「老師」;但自回歸以來,內地所謂「學香港」的說法已徹底消失,更多的是被內地其他省市不斷追上、香港佔全國經濟比重愈來愈低的消息……昔日之「師」已沒「課」可補,香港的未來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協助國家完成復興大業。

駱講話提及「國家發展始終是香港發展的最大依託」,重提上世紀60年代內地經濟困難,中央仍投巨資興建東深供水工程,開通「三趟快車」,保障香港80%的用水和90%以上的鮮活冷凍食品供應……而回歸後香港沒向國家繳納過一分錢稅收。

這都是老調,香港不用向中央繳稅,是《基本法》的規定,但香港每年向內地輸送的資金,包括對內地的直接投資和在金融市場的籌融資,金額都應該遠超任何一個內地省市向中央繳付的稅收!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在中國內地批准的外資項目中,47.4%與香港有關,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11,955億美元,佔全國的52.2%(註3)。

中共在1949年不收回香港,到1967年暴動本地激進左派也要求北京出手收回,但中共仍然不為所動,原因是中共領導人認為香港角色特殊,能發揮的作用大,應該長期利用。香港之特殊,就是因為它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中共收回香港之後一國兩制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得到美歐為首的西方陣營接納、認可,但現在形勢已經徹底改變。

當中共認為不再需要補資本主義課,香港的歷史作用可能就此結束。

 

註1:楊奎松,〈毛澤東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關於俄國模式的影響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註2:參考〈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批駁資本主義補課論〉,紅色中國網,2017年11月3日

註3:香港經貿概况,貿易發展局網頁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發佈於 博評
By 2021-06-17

手機分享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