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便利招商引資及讓市民了解並支持北都發展，政府先後於北都四個新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村和河套設立衛星展館，以便公眾和海內外訪客實地視察，更具體認識北都的發展潛力。圖為「河套科創築城館」內一景。（北都網站擷圖）

當《五年規劃》的宏大產業藍圖遇上本地中下層官僚的冷對抗，以及傳統商界的「結構性無能」時，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十年新質生產力的決戰點，其發展路徑已然注定了一種歷史必然性：向外求索。

由於香港本土幾十年來只專注於金融地產，大學人才培育高度向會計、法律、銀行等專業服務傾斜，導致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等硬工業領域出現了嚴重的「本土人才與產業錯配」。為了完成中央交付的硬任務，特區政府唯一的路徑，就是大規模引入內地資本（如央企、科技巨頭）來填補本地商界的缺位，並透過「高才通」、「專才計劃」等政策，海量引進內地的科研與工程專才。

物質融合的盲點：五年規劃的建構主義「反效應」

然而，現行的《五年規劃》與北部都會區規劃，正陷入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唯物主義盲點：只著重基建、批地、撥款等物質與制度性建設，卻完全沒有考慮建構主義中的「觀念治理」與「身份認同工程」。

這種純物質的硬性融合，極易在香港社會內部觸發潛在的「反效應」與政治衝突：

• 「搶飯碗」的階層焦慮：當本地中產精英與青年一代發現，未來北都最具潛力的創科產業，從資金、管理層到核心研發崗位全由內地主導時，極易產生「被邊緣化」的實質剝奪感。
• 文化與生活範式的撕裂：內地專才帶來的是內地一線城市「高效、拼搏、結果導向」的職場文化；而本地人堅守的是港式「程序正義、平衡生活、靈活自由」的西式職場方文化。當兩者在缺乏文化緩衝的情況下直接碰撞，市民會用更深沉的「迴避與冷漠」進行對抗。這種冷漠比直接的衝突更慘，因為它意味著社會契約的隱形失效。

未來十年是中國國力崛起與應對地緣政治決戰的關鍵「戰略機遇期」，香港絕對不能亂。內地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盤，正在全力發展經濟，如果香港在五年規劃的骨節點上，開展融合卻處理不好內地專才與本地本土立場的衝突，進而引爆新的內部矛盾，內耗與撕裂不僅宣告香港經濟轉型失敗，更會反噬內地社會，拖累國家戰略大局。

何謂理念政治？破局的靈魂工程

面對這頭迫在眉睫的灰犀牛，特區政府必須將治理範式提升至「理念政治（Ideational Politics，或稱觀念政治）」的高度

所謂「理念政治」，是一種超越傳統物質主義的治理思維。傳統政治只看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與利益（例如撥了多少款、蓋了多少技術園區、引進了多少數據）；而「理念政治」則斷言：真正決定一個體制成敗、推動社會融和的，是隱藏在物質背後，群眾腦海中的核心觀念、文化認同與歷史潛意識 [注1及2]。

香港傳統官僚習慣了「分蛋糕、改條例」的機器工程，卻不懂得「理念政治」是「人心向背、重塑共同想像」的靈魂工程。如果忽略了語言、生活習慣和職場文化差異這些無形卻強大的觀念結構，純物質的硬塞只會製造出更深的撕裂。

編按：香港不單出現本土人才與產業錯配情況，即使在高才通計劃下，亦出現人才錯配的情況。

正如筆者以前在 《建制派要打好輿論戰 需先重構「共同想像」》 一文中所痛陳，以色列學者哈拉瑞指出：人類社會能進行大規模而靈活的合作，基石在於創造並相信「共同想像」。當時，筆者提出，建制派打不好輿論戰的盲點，在於只懂單純地介紹歷史和國家成就，忽略了將文宣與香港人的切身連繫相結合。

同樣地，在今天的北都發展上，我們不能重蹈覆轍，任由兩地人才在缺乏觀念共鳴的情況下進行物質對撞。管治層必須運用「理念政治」的工具，以香港與國家的實質連繫為重心，主動建立新老香港人的精神共同體。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兩大具體、可操作的「實務落地建議」：

實務建議（一）：北都大學城實行「混編研發制」與物質安全感保障

政府必須在制度上確立「本地人就業與晉升保障比例」，從物質底座上消除本地青年的生存焦慮。更核心的切入點在於北部都會區的「大學城配套」。大學城不能只是兩地名校的簡單拼湊，其研究所與創科孵化基地，必須在制度上強制實行「港中人才混編研發制」——每一個科研項目、每一家初創企業，都必須由本地香港精英與新來港內地專才共同組成核心團隊。

在朝夕相對的共同研發過程中，內地專才將硬科技技術、研發思維帶給香港青年，破解「本土人才錯配」；而香港精英則發揮其國際化合規與法律大局觀。當這個混編團隊共同研發出具備巨大經濟價值的成果，並成功在北都轉型為實體產業、為香港帶來新一波經濟躍升時，政府便能以此作為最高級的輿論戰典型，向公眾宣傳：「正因為內地技術與香港人才的平等共融，才讓香港經濟更上一層樓。」 用看得見的實質成果，重構雙方的命運共同體想像。

實務建議（二）：以「嶺南文化與廣東話」實施軟性觀念引導

文化融合不能走大一統的粗暴路線，而應採取建構主義的軟性認知引導。來自五湖四海的內地專才，許多人的文化記憶扎根於中原、江南、東北或川渝地域，對以香港為代表的、揉合中西的文化缺乏深層認知。政府應在理念上將「香港文化」打包並提升至「嶺南文化」的高度——向新移民闡明，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中獨具「海洋屬性、商品經濟與開放包容」的有機組成部分，廣東話更是保留了唐宋古音的漢語活化石。

政府應在北都的社區與職場推行「日常粵語與嶺南文化沙龍」。新移民專才未必需要掌握高深的廣東話，但必須學會生活上的基本粵語。正如歷史上外國總督懂得去飲涼茶、食蛋撻以示尊重一樣，新移民專才主動融入南方文化、學習廣東話的姿態，是融化本地人防線的最強潤滑劑。

結語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要避免淪為紙上談兵的空中樓閣，特區高官就必須開竅，看清「外殼有為、機器未換」的官僚困局。

在北都這張創科白紙上，我們一手要用「就業比例與混編研發」築起物質的安全感，一手要用「嶺南文化與廣東話」進行理念政的重構。唯有將物質利益平等與文化觀念尊重有機結合，香港才能在未來十年的歷史洪流中，真正跨越制度與文化的震痛，為國家與自身的命運解開深層次的治理死結。

作者為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 Economic Interests, Worldviews, and Ident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on Ideational Politics | Harvard Kennedy School
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deas: On Ideas Versus Interests in Policymaking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