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公開表示，「和歐洲投資者、捐贈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動作緩慢又常常自以為是的後殖民主義方式相比」，更少條件限制、更少官僚制度與更迅速的「中國方式的確更適合我們的需求。 」，如同瓦德所述，「我發現，和世界銀行花五年討論談判才能簽訂的合約，與中國三個月就能達成。我個人也堅定地推崇善治和法治。

但是，當官僚作風以及毫無意義的繁文縟節阻礙我們的行動能力時，當貧困持續而相關的國際官員卻一味拖拉時，非洲領導人有責任選擇更快捷的解決方式。在德國海利根達姆舉行的G8峰會期間，我在柏林旅館的行政套房與中國胡錦濤主席會談一小時取得的成果，比在整個高峰會上所達成的都要多。在那次高峰會上，非洲領導人除了被告知G8成員國將遵守現有承諾外，什麼也沒聽到。 」

在條件和速度等方面，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使得北京比西方的競爭者俱有明顯的優勢。國家通過補助企業，激勵了企業追求原本無利可圖的海外擴張，藉此中國實現了投資和商品準入方面的長期國家戰略。美國國會研究處（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指出，中國和西方公司除了具有持續賄賂的問題外，國家支持的中國企業，還以高於市場行情的價格入股非洲國家能源公司以確保石油供給，同時參與無利可圖的計劃招標，為將來的合約及更緊密的雙邊關係鋪路。

此外，較之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競爭者，中國的政治制度能提更多的商業優勢。自由民主國家必須協調處理國內企業界和議會中的強有力的利益團體。而沒有國內政治的阻礙，中國企業和政府能比西方競爭者更快速的達成協議。因此，中國在非洲的成功，便與西方的失敗息息相關。北京的競爭優勢在南美也顯而易見，尤其是在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期間。

《紐約時報》二○○九年四月曾報導，正當白宮設法修補與拉丁美洲緊繃的雙邊關係時，中國則「大步踏入」這些愁雲籠罩的衰退地區，提供大量資金援助給這些苦苦掙扎、心懷感激的經濟體。包括提供給委內瑞拉一百二十億美元的發展基金，貸款十億美元協助厄瓜多爾；提供阿根廷和巴西逾一百億美元的信貸額度。從中國的資金援助可看出，在奧巴馬新政府著手拯救華府在拉美備受侵蝕的影響力之際，北京意圖加強與拉美國家的交往。各國的回應都很類似，委內瑞拉重申中國的援助異於其他多邊援助，因為它沒有「附加條款」如對「對國內財政的詳細審查」。

「中國人玩的是放長線的遊戲」，目的在將金融援助轉為長期的政治影響力。為了順利達到目的，北京不惜對這些弱小貧窮的國家元首施以奉承，待以禮遇，這都是他們無法從西方國家獲得的。華府智庫「美洲對話」的丹·艾瑞克森（Dan Erickson）強調，這些國家的元首，對於自己在中國受到與其他元首一樣的對待都心懷感激，即使來自聖基茨和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這樣的小國，他們在北京也備受禮遇，而在華盛頓往往未必如此。

雖然有很多實例證明中國擁有商業優勢，但美國國家安全專家如已故的彼得·羅德曼（Peter Rodman）堅持認為，西方公司仍擁有難以取代的王牌：他們的技術與經驗，仍是大部分的中國企業無法企及的。羅德曼說得當然沒錯，但這並不如表面看來那麼簡單。喬舒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反駁道，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認為，中國公司更願意與他們分享中國之所長。

另一方面，中國逐步上升的影響力，正好與美國這一時期時斷時續、前後不一的外交政策保持同步。只專注於反恐的布什政府放棄了美國在大部分外交領域的積極治理，所產生的真空注定給華盛頓帶來昂貴的代價並且難以矯正。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在二○○八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指出，自從九一一以後，非洲普遍認為美國外交只關心反恐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在這方面，非洲不是特例，下面的案例也能夠看出美國對其他議題的漠視：國務卿賴斯決定不出席二○○七年的東盟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反而奔赴中東。布什也跳過新加坡九月舉行的美國-東盟高峰會，並且提前一天離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高峰會（APEC），以便讓他專心面對另一個燙手山芋：伊拉克。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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