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北京共識》:社會變遷以及「個體幸福的群體化」

2016-08-25 16:13:36
中港傳媒

中港傳媒出版社

dxp6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圖片來源網絡)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正如中國模式是一種資本主義和集權統治相混合的體制,它的領導人也試圖建構一種混合形式的國家認同,能夠把現代中國的消費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殘餘結合在一起。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共產黨關於物質社會主義(material socialism)的宏大藍圖。新的中國的國家理論試圖建立在兩大概念之上:中國的經濟奇蹟,以及「中國復興」的宏大思路。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增加,並不僅僅是旨在提升個人幸福。經濟增長是更為遠大的歷史進程——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複興——的一部分。這是共產黨的宣傳所發出的信息裡的主要政見,而外界有時會漏掉這個信息。

中國今天雖然崛起,但它並非以一個世界大國的姿態登上國際舞台,而是一個歷經一百五十年的屈辱與受壓迫的弱國重新獲得認可和尊重。在古老漫長的帝國史的反襯之下,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時光似乎只是一次簡短的插曲。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投入大量的精力在教育工作上,強調中國悠久豐富的文化傳統,可一路追溯到中國的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以此來建立政權的合法性。

中國的教科書強調了一種中國特例主義(Chinese Exceptionalism),諷刺的是,它像極了美國人所津津樂道的美國特例主義,它主張美國的誕生是一項恩賜,因為它為全體人類帶來了進步。中國的教科書則提到,在十九世紀末的「中斷」出現之前,中國身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間長達兩千多年。這種光榮歷史的中斷始於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英國迫使中國在與外國居民交涉和貿易談判上做出單方面的讓步。

在中共的宣傳用語中,這段歷史經常被當作是中國的「百年恥辱」。這種中斷一直持續到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在一八九五年聲稱其對台灣擁有主權,然後又在二十世紀三○年代入侵了中國大陸。美國提供的資源和戰略建議幫助了國民黨取得戰爭勝利,在接下來的十幾年共產黨興起並在國共決戰中獲勝——至今雙方的對抗都還沒有正式結束。最後,在第七艦隊的保護下,美國的盟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勢力在一九四九年遷移到台灣,以此作為他們反共復國的基地。

因此,經濟增長在今天賦予中國重拾自信與其他國家的尊重的力量。正如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在中國的經濟改革方案開始時所宣布的,「致富光榮!」當改革開放深化的時候,這個精神已被黨慢慢推廣開來,進入了每一個老百姓的心中,經濟發展後來成為新的「中國人民的任務」。按照中共的政治邏輯,當你變得富有,中國就再次變得偉大了,並且在偉大文明的行列中恢復了其應有的地位。當你善盡你的權利去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你的辛勞會慢慢積沙成塔,與其他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努力匯聚在一起,共同締造一個更偉大的「中國故事」的寶塔。

這就是「個人幸福的群體化」。這是新的國家理論,它旨在把個人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與「中國特例主義」的宏圖偉業捆綁在一起,讓個人的幸福與社會凝聚力和歷史命運融為一體。因此,在社會輿論上,個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就被視為對群體盡心盡力的表現。中國絕不能再次被瓜分和被外國侵略者所欺辱,必須通過永遠警覺的共產黨政府的保護才能避免國內的不團結。共產黨是改變和向上發展的火車頭。復興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經濟引擎,唯有透過共產黨的呵護和看顧才能繼續前進。

因此,為了增強社會凝聚力,政府的政策有二:一是持續的經濟增長,二是訴諸於民族主義。這兩方面相互依存,任何一方在失去對方之後都將難以為繼。如果沒有民族主義的話,那麼市場改革就可能演變為挑戰中共合法性的社會力量。如果沒有經濟成功創造的物質基礎,中國的民族主義就可能轉向政府自身,發洩其不滿於中共高層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共來講,民族主義的壓力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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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讀書
By 201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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