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前特首董建華日前回應《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議時表示，通識教育失敗，造成年輕人的問題；不過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區蘊詩卻表示，未有實質證據通識科令學生變得激進。有意見認為，青年的政治激進化傾向，不宜簡單歸咎於通識科，通識科強調多角度思考獨立思考能力，有助應對「後真相年代」的挑戰。亦有意見認為，網絡社交媒體充斥偏頗資訊和煽動論述，相較通識科而言，社交媒體才是政治激進化及社會撕裂的最大推手。

促進青年參與政治作用小

《明報》社評表示，通識科已推行多年，「出現內容疏漏等問題，一定有改善空間，有待教育界專家進一步檢討，可是亦無科學證據，支持『通識科令學生激進化』之說」。社評引述本地學者趙永佳和李子樂研究指，「通識科增強了學生政治知識，但促進青年政治參與的作用其實很小，前『學民』成員投入政治活動，大多與各自經歷有關」，而「考試導向文化亦令學生傾向以應付考試心態看待通識科內容」。

社交媒體促成後真相政治

《明報》社評認為，相較於通識科，網絡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政治影響可能更大」，「政治動員最有力的手段，往往不是客觀分析，而是靠煽動情緒，社交媒體正是散播偏見仇恨、斷章取義、宣揚極端政治論述的地方」。社評引述西方學者對社交媒體與政治激進化的關係研究表示，「社交媒體與後真相政治『天生一對』，容易將社會矛盾放大，令人走向極端」。對於這個時代，年輕人更需要「懂得多角度獨立思考、判別真偽」，如果通識教育設計若能與時並進，相信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不應因政治目的影響教育

《信報》「教育評論」程介明文章表示，對於示威事件，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來，「那只不過是政治博弈的短暫行為」，教育考慮的是青年和社會的長期影響。程介明認為，「教育有社會賦予的自己的使命。不可能根據政客甚至政府短視的、飄忽的政治目的而改變教育的原則」，「如果教育也隨着政治氣候的起伏、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標準的變幻而隨波適應，就會犧牲了有長遠影響的教育目的」。

矛頭指向通識科於事無補

程介明表示，「學生」是一個廣泛而多元的群體，「把參加暴力衝擊的學生，當成是學生全體的代表，從而把學生當成是譴責或者打擊的對象，就會與全體學生為敵」；「事實上，熒幕所見，有些關鍵的最激烈行動，就很難理解是學生的行為」。程介明指，事件至今未有平息，而「急不及待在社會內部尋找敵人，把矛頭指向教育，責難『通識』，是一種最省力的思維，於事無補」。

社交媒體促成小圈子共識

對於青年價值觀的建立，程介明認為是「潛移默化」起了很大作用，包括「家庭薰陶、同輩影響、教師與長輩榜樣、學校的文化」，而「社交媒體已經上升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潛移默化』」。程介明提出，社交媒體已經促成了許多「小圈子共識」（Groupthink），「同一個群組，常態是容不得異見，因此參與者覺得，群裏的意見就是全世界的共識，就是真相，就是真理」，而這影響是跨年齡層的，「社會撕裂」及「顏色革命」，社交媒體是為最大的推動機器。

批判思考是洪水猛獸嗎？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陳志華在《明報》「觀點」撰文表示，反對者否定通識科的主要理由，「在於這個學科培訓了一些具批判思考的青年，不利社會發展」。陳志華列舉出幾個反對者未有考慮的因素，其一始於2000年的教育改革，課程不再倚重背誦記憶，加強思維訓練，除通識科外其他科目亦如是；其二反對者對「批判性思考」認為是洪水猛獸，「這只是一個翻譯問題」，現已改稱「明辨性思考」，「通識科會培訓學生提出建議，回應不同議題，並非如某些反對者所言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網絡遠比老師教學影響大

其三，反對者眼中通識科便等於政治科，鼓吹學生走上激進反政府的道路，陳志華指「通識科有六大範疇」，包括「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而在「今日香港」單元，「也非全涉及政治，也有不少與香港發展有關」。其四，誇大通識科的影響力不符事實，陳志華表示「在全球化互聯網下的世界，與昔日大大不同，不再只接收到香港資訊」；「成長是社教化的結果」，「網絡文化影響遠比老師教學影響大」。

以學術角度討論通識教育

陳志華認為，「當社會出現分化、問題衍生，通識科便成為代罪羔羊」，「解決問題是要探根探源、對症下藥」；「一些政治人物往往以『想當然』方式去理解教育，更會用昔日本身經驗去理解。時代已大大不同」。陳志華表示，「不要將誤見當正見」，結果下一代只會喪失優質的教育；對於通識教育發展的討論，「應從學術角度出發，不宜涉及政治，否則便失去教育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