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昨為美國對外情報的主要統籌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要負責統整的情報部門十分多。左圖為現任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Danica Haines)，出身是.....律師。(圖片來自維基百科及連結1)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於2023年8月10日發布最新版之《美國國家情報戰略》(NIS：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發布後最初僅有各方媒體報導與分析評論，特別是大陸多個媒體都對其中內容抱持負面觀感，各項評議普遍認為該份政策文件將中國大陸視為頭號目標，明確表述並傳送負面政治信號。

隨後在8月28日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極為罕見地透過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直接嚴厲批評該份美國政策文件，痛斥其抱持「劍指中國」的冷戰思維、「絕對安全」的零和思維、「唯美獨尊」的霸權思維以及「選邊站隊」的對抗思維等四種寄寓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內之危險思維。

編按：後冷戰時代相當一段時間，美國的情報單位架構沒有大變動，九一一事件讓美國更進一步理解情報機構沒有整合所得資料，很多潛在威脅會「走漏眼」，故才有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 ODNI的出現。(圖片來自連結)

 

其實近年來從華盛頓與北京關係惡化，相互對抗態勢日益明顯後，此種點名叫陣大打筆墨官司與口水論戰，根本就是屢見不鮮。但再繼續深入解讀本次再度交鋒前，吾人必須先說明美國情報圈定期發布此項政策文件整個背景緣由，以便從其各個版本中，解讀出兩強關係變化脈絡以及未來發展前景。

美國在911事件後，為能針對情報預警嚴重失誤，特別檢討如何統合各個情報機關各自為政，相互較勁致使無法整合情報資訊之積習；因此透過2004年《情報改革與防範恐怖主義法案》(IRTPA：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4)設立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並由該機構首長國家情報總監(DNI：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負責統合所有情報機構與指導情報作業。

編按：稜鏡計劃雖然是NSA自己負責的互聯網訊息全方位監控及搜尋計劃，但作為總協調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亦有機會使用相關情報，並要求NSA專門對某方面的情報進行搜集。(網絡圖片)

 

美國政府情報圈(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該項辭語係由1950年至1953年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之史密斯將軍(Walter Bedell Smith)所首創，但除中央情報局具有獨立機關地位外，其餘另外16個情報組織與機構都各自具有不同上級母體機關。所以情報機關雖然在美國政府體系內，構成官僚體制內特定社群，並且可被歸類成所謂“情報圈”，但其仍然自各自獨立運作。

在國家情報報總監辦公室成立前，雖然在表面上是由中央情報局統籌所有情報資訊，但各個情報機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相互較勁勾心鬥角互不協調，其實是美國情報圈內公開秘密。但亦因此種組織結構上所存在障礙，產生情報處理術語中所謂漏情、錯情與壓情狀況時有所聞。所以美國政府利用911事件所顯現情報失誤現象，順勢推動情報體系與組織改革，自然就是順理成章。

編按：美國的偵察衛星體系比較特別，NASA和CIA甚至美國空軍都有自己的衛星系統，但若為偵照衛星，則會交由美國國家偵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進行照片分析工作，其他情報機構未必容易取得。若有一個總協調者，其他情報部門會較易取得相關情報。(照片來自連結)

 

到目前為止，從2005年10月26日由當時情報總監尼格羅龐提(John Dimitri Negroponte)所主導刊行首份《2005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開始，隨後2009年9月15日由情報總監布萊爾(Dennis C. Blair)所刊行《2009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2014年9月18日由情報總監克拉柏(James R. Clapper)所刊行《2014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2019年1月22日由情報總監柯茨(Daniel R. Coats)所刊行《2019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以及本次2023年8月10日，由現任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Danica Haines)所主導刊行最新版本之《2023年美國國家情報戰略》等，美國情報總監辦公室共計刊行過五份該項政策文件。

編按：近年由於科技戰與貿易戰的發生，美國情報機構甚至要調查中國的科技工業進展情況，並提供可能予以破壞的機會，任務負擔進一步加重，不過是否能有效阻止，或者所提供的破壞方法反而刺激對方研發決心，倒反成疑問……(網絡圖片)

 

平心而論，此份美國政府向美國國會與公眾所發布之政策文件，在2005年首度發行時，就政策論述角度來說，該文件將情報工作之“任務目標”(Mission Objective)與“組織目標”(Enterprise Objective)明確定義與表述，其實是在政策論述上相當得體模式，但在2023年版本中，此種表述架構卻被加強戰略競爭、創新人員招募、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盟友合作、應對跨國挑戰、增強彈性適應等6項目標所取代；為使讀者理解以往各個不同版本，所表述當時美國情報戰略之任務目標與組織目標，特別製作下表提供參考；

 

 

讀者可從前述表列任務目標與組織目標中，理解與掌握當時美國情報工作重點，同時亦能夠從中辨識出美國情報圈內，各個情報組織在組織運作上，所必須繼續加強落實之重點工作領域及作業項目。

編按：美國國防情報局(DIA)在軍事情報處理上並沒有問題，但在情報的傳送與分發上明顯犯上沒認真執行防密措施的問題，令已製作成報告，供軍事人員參考的軍事情報經一個普通小兵洩漏至網絡上。雖然密級明顯低於斯洛登洩密，但其實也為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提供抽出部分洩密源頭的機會

 

但最讓人受到關注的是在2014年版本中，此項政策文件開始引述與強調美國“情報圈專業道德原則”(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並且亦同時提到“行為準則：美國政府官員與雇員道德行為原則”(Code of Conduct: 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Employees)；但在2019年版中，卻未提及後者。而本次最新版文件中，前述兩項規範又再度成為論述重點；從近年來美國情報圈內屢屢發生情報工作人員，違反法律以及基本紀律現象，充分證明所有政策文件所要強調努力方向，其實就顯現出當前該體系所存在缺失與短處，同時更是所需面對嚴肅挑戰。

最後在下表列出歷年該項政策文件，在情報環境、判斷與工作指導上，如何定位中國大陸與基本判斷與評價。

 

 

 

從比較前面各個不同版本美國《國家情報戰略》如何定位與描述中國大陸，再對照雙方近年來關係發展軌跡，吾人必須嚴肅思考，雙方未來發生衝突可能性；特別是當依據情報政策指導文件來推動情報蒐集、整理、分析與研判，然後引領政策發展與草擬時，最後會產生何種後果？

編按：若情報機構出現過多的「政治指引」，難保會出現迎合上意，捏造證據的情況，例如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指控伊拉克恢復製造生化武器，並以此為由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最後其實什麼都找不到，且讓美軍長駐十多年，整個伊拉克都亂成一團……(網絡圖片)

 

特別是當這份情報政策指導文件，逐漸論述上愈來愈不是聚焦在情報專業指導，而是顯現出政治論述傾向時，吾人更要擔憂最能夠導致衝突，最後甚至最後讓美軍深陷於像越戰、入侵伊拉克與阿富汗等戰爭泥淖之“情報政治化”現象，會不會再度在美國政壇浮現？從北京花費兩個星期再決定公開駁斥此項美國政策文件，並由國家安全部出面，利用其微信公眾號作為表達立場管道，吾人又可嗅出何種政治氛圍呢？

編按：情報政治化是依據政治需求產製情報，最後會影響戰略指導與軍事作戰構想，產生掩耳盜鈴自誤誤人結果。但其中最可怕就是會導致高估本身、低估對手與錯估作戰環境後果；就如同將戰車駛入宮廟建築棚下，既無掩蔽又無隱蔽，就是此種自我欺騙結果所致。(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