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電視劇《尋秦記》原本正處於由交際記憶逐漸淡出、進入文化記憶庫的關鍵節點。電影版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映，成功將這段即將沉澱的記憶重新拉回當下的交際場域，使親歷者得以重溫，同時向新生代觀眾介紹，從而形成跨代際的共同話題。(維基百科圖片)

電影《尋秦記》的香港票房已破6000萬，於內地及東南亞票房亦表現不俗，更計劃進軍歐美市場。作為香港式文化的集體記憶，電影更為成長時期受香港文化影響的中港台及東南亞的觀眾，掀起了「回憶殺」[註1]。

香港在世界上有其獨特地位，不只是因為她既是中國的土地也曾為英國的殖民地和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更是她獨特的歷史和社會環境，孕育出的獨特本土文化。政治和經濟對一般百姓來講在大部份時間沒有直接的「真實感受」，但文化就不同，特別是「娛樂文化」，容易喚起大眾的集體記憶。

兩個月前，筆者和一位來自內地的九十後朋友吃飯，這位朋友來自東北，現在在香港工作。雖然成長於那麼遙遠的地方，和筆者年齡也有很大差距，但我們卻談得很投契，因為他成長時期正是看著香港的漫畫長大，他和我說他的東北老家，滿屋是《天下》、《拳王》等香港漫畫，這些「香港文化的共同語言」就是我和他的集體記憶，一下子把我和他的年齡、成長環境等差距打破，我們就像「共同成長的熟人」，和一個原本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有著「一體感」，這就是集體記憶的威力。

最早，提出集體記憶的是法國社會學家，哈爾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 1887-1945）[註2]。他的集體記憶理論指出，「記憶不是單純記錄事實、保存印象與觀察的機械能力，而是由記億主體對往事不斷重建而構成的。他力圖証明僅當主體作為一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時，才會有這樣一種重建能力，因為集體為每一次記憶過程提供了框架。」[註3]。哈爾布瓦克寫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集體記憶與記憶的社會框架；正是當我們的個人思想置身於這些框架中並參與這段記憶時，它才有能力進行回憶。」[註4]

哈爾布瓦克所著《記憶的社會框架》一書的譯者陳秀萍在撰寫導讀時，對哈爾布瓦克集體記憶和社會框架，有著更深入的解釋。她指出，個人記憶其實是在「記憶的社會框架」內運作（下稱：社會框架），一個人回想過去，其實是跟所有其他人一起思想，即是一個團體的共同思想，而這個社會框架，有二個層面：一是群體的整體性，團體是以群體的姿態去回想群體的集體記憶，該集體記憶不只與每一成員的個人記憶有別，也約束著每一個體的記憶；二是組成群體的個體，所有的個人記憶的總和是否互無衝突，意即集體記憶的一致性 [註5]。

所以，從哈爾布瓦克的理論看，電影《尋秦記》的熱播，本質上是一場成功的集體記憶啟動與重塑。它通過喚醒跨越二十餘年的影視記憶，提供情感共鳴的敘事，並借助當代媒介進行傳播與強化，從而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

下表梳理了該理論核心概念與電影現象的關鍵對應關係：

「香港文化群體」

「集體記憶」如何推動《尋秦記》熱播

「集體記憶」並非被動的儲存，而是一個主動、持續生成的社會過程。《尋秦記》的熱播正是這一過程的生動體現。

交際記憶的再啟動，形成代際共鳴

「集體記憶」可分為「交際記憶」（依靠口頭交流，通常可活躍5–30年之間）與「文化記憶」（透過長期記錄保存）。2001年的電視劇《尋秦記》原本正處於由交際記憶逐漸淡出、進入文化記憶庫的關鍵節點。電影版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映，成功將這段即將沉澱的記憶重新拉回當下的交際場域，使親歷者得以重溫，同時向新生代觀眾介紹，從而形成跨代際的共同話題。

情感場域的提供，凝聚文化認同

影片聚焦於項少龍與嬴政之間複雜的師徒情、家國情，以及角色對命運的抗爭。這些情感議題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背景，觸動了關於信任、成長與代價的普遍情緒。觀眾在觀影與討論中共用這種情感體驗，進一步強化了基於作品的文化認同感。

新媒介的介入，推動記憶的「破圈」傳播

電影的宣傳與觀眾的二次創作（如剪輯片段、劇情解析、網路梗等）在社交平台廣泛流傳。這種參與式文化行為使集體記憶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而是轉化為公眾主動參與、共同塑造的動態過程，極大地擴展了其社會影響範圍。

「香港文化群體」記憶的紐帶

《尋秦記》電影的熱播現象表明，成功的流行文化作品可以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個體與社會的強大記憶紐帶。它不僅僅是一部電影，更是一次有計劃、有策略的集體記憶喚醒儀式。

因此，我們進入戲院觀看《尋秦記》，其實是「香港文化群體」的集體記憶儀式。筆者所指的「香港文化群體」，是指世界上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群體，而不只單單指香港人，包括中港台、東南亞、歐美，甚至日本、南美、非洲等，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群體，如喜愛港式功夫電影片、港式電視劇、港式歌曲、港式漫畫，喜愛九龍城寨文化等。而這個集體記憶的儀式，所以能在今日產生，正正是由於過去幾十年香港特獨文化所創造的文化產業，如電影、電視劇、漫畫等對世界影響所致。

正如，在《集體記憶》中哈爾布瓦赫強調，假使每個人都去參與一個更大的團體的集體記憶，例如，民族、國家的集體記憶時，事實上，卻是位於個體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中介團體方能更直接地影響每一個體的日常生活與思想，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個體經歷是鮮有交集的 [註5]。

因此，筆者在文章的開首就說，香港在世界上有其獨特地位，不是基於政治和經濟，而在於香港的文化獨特性。而這個文化獨特性，亦是香港文化產業的靈魂。

說到香港文化產業，可能不合政府的胃口，因為發展金融、高科技才是政府規劃的產業重點。在此筆者暫時不多說，筆者只想表明：「一個地方的發展，是需要配合該地方的文化和社會環境，及當地的人民社會性特點」，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做科學家，地方民眾的特性亦一樣。

當然，和數十年前相比，香港的文化產業正在萎縮，而世界上的「香港文化群體」亦步入中年以上，但如果我們能借助《尋秦記》這「東風」延續到跨代性，培養世界的新生代接觸「香港文化」，成為新一代的「香港文化群體」，香港的國際地位才能保持下去，才可透過香港來擴大國家影響力和增強軟實力。

最後，不如大家來多次參加這場集體回憶儀式，來聽聽《天命最高》

本文作者：無雙直傳（劉礎慊），學研社成員，法學（國際關係）碩士，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 《尋秦記》掀起中港兩地「回憶殺」，影迷：很久沒有這麼期待一部電影了｜關鍵評論　2026-1-13
2. Maurice Halbwachs｜維基百科條目
3. 《西方社會思想史》第三版 - 183頁｜于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4.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the Historical Fiction Film｜Carl Plantinga 
5. 哈布瓦赫的記憶社會學｜巷仔口社會學　2024-12-5
6. 網路時代加速了集體記憶的衰退｜cacao可口　2019-01-07
7. 為何古今中外都愛英雄故事（上）：流行文化敘事中歷久彌新的「英雄旅程」｜換日線　黃經偉　202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