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世界盃期間直接致電國際足協主席，替美國隊前鋒巴洛根收到紅牌「平反」一事，在網絡上引起球迷不滿，不少網民以AI製作視頻調侃特朗普「政治介入」的做法。（視頻擷圖）

在體育的世界裡——「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從來都只是一句口號。正正是因為足球比其他運動更緊扣著政治，所以才更著重此口號。

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世界盃期間，為替美國隊前鋒巴洛根（Folarin Balogun）收到的一張紅牌「平反」，直接致電國際足協（FIFA）主席恩芬天奴（Gianni Infantino）。隨後，FIFA 破天荒引用冷門條款延期執行對巴洛根的禁賽，讓巴洛根順利在對陣比利時的淘汰賽中上陣。這一通「越位」的政治電話，不僅打破了「體育中立」的底線，更將足球作為國家意志、階級鬥爭與地緣政治工具的本質，以一種近乎粗暴的方式再次攤開在全球鎂光燈下。 

Trump : "Lift the automatic one game suspension for Folarin Balogun after his red card vs Bosnia." ⚽️

Gianni Infantino: "Understood, Mr. Trump. He can play now."

Trump has corrupted every organization he touched.#ETTD pic.twitter.com/4ua8lFkV2z

— MEOW Cartoon | No justice no peace (@MEOWnewsroom) July 8, 2026

特朗普的介入，本質上是現代「體育洗白」（Sportswashing）與國家民粹主義的極致展現。對威權或強人政客而言，國家隊在主場的勝負，直接關乎政權的「反射榮耀」（BIRGing）[注1] 與大國面子。然而，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滲透並非新鮮事，回溯足球發展歷史，這項運動的政治基因，恰恰是由下而上的社會階級衝突與歷史恩怨所形塑。

階級的盾牌：英國球會的工業血脈與草根基因

要理解現代足球為何擁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動員力，必須回到其發源地——英國。足球天生流淌著工人階級的血液，它是草根階層在工業革命後，面對嚴苛生活壓力時唯一的精神寄託與身份認同 [注2]。

英國各大頂級球會的誕生，本質上就是一幅生動的工業與階級地圖。

• 利物浦（Liverpool）：深植於梅西河畔的碼頭及運輸工人基礎，這座城市的命脈與全球貿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緊密相連，孕育了其極強的團結精神與左翼反叛性格。
• 曼聯（Manchester United）：前身為「紐頓希斯LYR」，由蘭開夏及約克郡鐵路公司的鐵路及車廂工人創立，代表了工業革命核心地帶的火車巨輪與汗水。
• 阿仙奴（Arsenal）：誕生於倫敦東南部的皇家兵工廠，由一群製造軍火與大炮的兵工廠工人組建，至今「兵工廠」與「槍手」的稱號仍烙印著當年的重工業痕跡。
• 韋斯咸（West Ham United，西漢姆聯）：由泰晤士鐵工廠創立，其根基是鋼鐵船廠工人，球徽上交叉的鐵錘至今宣告著鋼鐵工人的驕傲。
• 水晶宮（Crystal Palace）：由負責維護和展示1851年世界博覽會鋼鐵與玻璃地標「水晶宮」的玻璃工人及建築工匠所建立。
• 新特蘭（Sunderland）：代表著英格蘭東北部最堅韌的煤礦工人與造船血脈。這份紐帶是如此沉重，以至於其主場「光明球場」直接建在被關閉的威爾茅斯煤礦舊址上，球場名字本身就是對地底礦燈的致敬。

除了英國，其他歐洲國家的足球會在創會時也不缺是由工人組成的例子。例如德球會「史浩克04」（FC Schalke 04），他是一家位於德國西部北萊茵-西法倫的蓋爾森基興史浩克地區的足球會，前身是於1904年成立的西法倫1904史浩克球會（Sportclub Westfalia 1904 Schalke），隊名的來歷是一座叫做「史浩克」的礦井。因為蓋爾森基興是煤礦城市，所以成員都是煤礦工人。1924年改名為史浩克04足球會。圖為該隊隊徽。（維基百科圖片）

這些球場看台，歷來是社會底層宣洩對建制不滿的「安全閥」。然而，到了1980年代，這種純粹的草根性卻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劇烈碰撞。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瘋狂打壓工會。英國政府強硬關閉礦場的決定，引發了新特蘭等東北部煤礦工人的世紀大罷工，也導致大批鐵路、碼頭、鋼鐵與採礦工人永久失業、整個工人社區徹底瓦解。

在生存空間被剝奪、社會焦慮蔓延的背景下，部分英國球迷的狂熱演變成激進的反建制「足球流氓（Hooliganism）」文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球場暴力事件在英格蘭頻傳。對戴卓爾政府而言，這群來自底層、滿身煤灰與鐵鏽的狂熱球迷，被貼上了「內部敵人」的標籤。政府非但沒有去解決深層的經濟與社會不公，反而將足球視為反社會的溫床，採取了極具敵意的全面壓制政策。這種將草根球迷政治化、敵對化的意識形態，最終導向了英國足球史上最慘烈的悲劇。

被抹黑的集體記憶：希爾斯堡慘劇與利物浦的抗爭

1989年的「希爾斯堡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便是政治力量抹黑草根階層的鐵證。當時由於警方嚴重的指揮失誤，導致97名利物浦球迷在擁擠的看台上被活活壓死。然而，在戴卓爾政府、警方以及右翼媒體《太陽報》（The Sun）的政治串謀下，輿論在第一時間將罪名扣在「酗酒、無票、粗暴」的利物浦草根球迷身上。

這場長達20多年的集體抹黑，本質上是一場建制派對抗城市工人階級的政治清算。利物浦這座城市長期具備強烈的碼頭工人左翼、反體制傳統，因而成為政府轉移社會矛盾的「替罪羔羊」。直到2012年獨立調查報告出爐，才徹底洗刷了利物浦球迷的冤屈。

這段創傷轉化成了深植於當地的政治記憶，自事件以後，代表遇難者人數的「97」和「長明火」的標誌，就印在利物浦球衣背面的衣領下方，至今「不買《太陽報》」仍是利物浦人對建制政權最深刻的政治抵抗。

印在利物浦球衣背面、衣領下方的「97」「長明火」標誌。（網絡圖片）

看台上的獨立宣言：巴塞隆拿與反馬德里的地緣政治

如果說英國足球反映的是階級、工業背景與體制的博弈，那麼西班牙的「國家打吡」（El Clásico），則是地緣政治與民族認同在綠茵場上的完美投射。

巴塞隆拿足球會（FC Barcelona）的格言是「不只是個球會」（Més que un club）。西班牙在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939年至1975年掌權）法西斯獨裁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的語言與文化遭到全面殘酷打壓，巴塞隆拿的魯營球場成了全西班牙唯一可以公開高呼加泰羅尼亞語、宣洩反體制情緒的合法空間。相反，皇家馬德里則長期被視為馬德里中央政權與法西斯統治者交好的化身。

編按：西班牙在1930年代爆發內戰，最終由右翼法西斯主義者一方獲勝，領袖佛朗哥（圖中舉右手者）隨後掌政西班牙至1975年。佛朗哥雖然被稱為法西斯獨裁者，但沒有跟隨同為法西斯的德國和意大利發動二戰，反而在他接近40年的統治下，西班牙極力在大國之間取得平衡，按西班牙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與國家利益選擇方向。二戰後，其他法西斯國家都被打敗，他就堅定站在西歐一邊反對蘇聯，帶領西班牙與西方和解，並利用足球作為他和西歐和解的工具、融入歐洲的敲門磚。圖為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佛朗哥訪問德國，與希特勒會晤。（懂球帝網站擷圖）

這種歷史恩怨延續至今，讓每場巴塞對皇馬的比賽，都昇華為一場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對抗馬德里的「和平戰爭」。看台上排山倒海的獨立旗幟與政治口號，完美實踐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內群體與外群體效應」——足球在這裡不是娛樂，而是維持民族認同、凝聚反抗意志的神聖儀式。

結語：無法切割的共生關係

即使近數十年來，「資本滲透足球發展，權力試圖馴化」，但從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到兵工廠工人的血汗基因，歷史一再證明：足球從來就不是純粹的體育競技 [注3]。它巨大的草根與工業基礎，使其必然成為政治表達的放大器；它驚人的全球影響力，也註定會吸引如特朗普般的各國政客前赴後繼地前來插手、收割政治紅利。

特朗普致電 FIFA 的那一刻，與當年的歷史事件並無二致——權力試圖將這個屬於大眾與工人的運動，馴化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足球與政治的關係，就像是一面世界的鏡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國家、階級與不公，這場在綠茵場上借代上演的權力遊戲，就永遠不會完場。

來聽聽，利物浦足球會會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一同感受足球場的氣氛⋯⋯

作者為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 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維基百科條目
2. 悅讀足球：一本來自人類學的觀賽指南｜結繩志Tying Knots
3. 《足球與政治》 | 足球回憶錄 | 球迷世界 - FanPi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