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FB 圖片

必須談今期《字花》的失格。向讀者普及一下，《字花》文學雙月刊始創於2006年，內容涵蓋文學、視藝及文化評論。雖然《字花》董事局中人與編輯時有更迭，香港藝術發展局對其予以長期支持，畢竟香港始終做文學的園地珍貴。過去頗長一後時間，《字花》董事局與編輯委員會有明顯政治向導，喜打直球不打擦邊，至近年有所轉型。

事件曝光始於序言書室於1月24日發聲明拒售第118期《字花》，聲明清楚講明該期封面（流淚男孩特寫）未獲當事人同意，基於倫理考量質詢後，未獲該刊新任主編黃永亮（筆名紅眼）的正面回應。其後《字花》如期開售，長期支持、等待回覆的序言書室，卻發現自己於分銷點中被無聲除名。

各方聲明接龍 主編帶怨請辭不遂反被炒

其實序言書室已經很客氣。自二十年前，序言書室自《字花》創刊起即作為銷售書店之一。「我們懷著善意再與《字花》主編溝通，希望他們回應我們的疑慮，或者作出補救，又或指出書店的盲點，讓我們理解主編的理由，從而可以照樣出售」。黃永亮表示需要請示董事會，待下周二（27日）再回應。而《字花》董事會亦發聲明，「董事會在得知《字花》第118期封面選用一張人物肖像照片事件，曾多次表達疑慮，並在得知付印後，就出版流程給予相應的工作流程行政指令，包括但不限於要求在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前，本期不允上架。然而，因主編表示無法信服，董事會基於尊重編採自主原則，並沒有強制禁止出版及上架。」換言之，黃永亮並無主動向董事會就爭議事件通報，亦無轉達序言書室的溫言。

武斷一點說，黃永亮為了堅持自己的審美，敷衍了序言書室、騎劫了《字花》與整個董事會、消費了大埔宏福苑的故事、浪費了藝發局的年度資助。文學界與愛好者幾乎一面倒炮轟黃永亮，有與他共事過的人直指其行政倫理一向不敢恭維。更多人點出，文學雜誌與新聞社會紀實之間有距離、有界線。黃永亮亦終於發表聲明「自白」叫屈，行文之間構陷了全世界的迷醉而他獨醒。

其聲明中點出，在十二月底的一次「藝發局人員旁聽的字花董事會會議」，「字花董事都是資深傳媒人和文化界學者」，「他們本身亦理解」。一手先將全地球拉進泥漿，外人不知就裏，看不清「旁聽」二字以為藝發局有積極參與。其個人聲明內文，與前述序言書室與《字花》董事局的聲明，犯駁之處不多，沒有羅生門。故，更能突出黃氏力排眾議的英雄氣魄。最後一段，更是點睛之筆：

「董事會昨日已經收到我的請辭通知，於今早接納。我會盡力協助完成第118期的重修重印及第119期交接。荒腔接棒，走板下馬，自知多年來都不是一個受文藝圈子歡迎的人物，但交由這樣一個獨斷任性的人嘗試經營文學老品牌，對當初力排眾議的董事，我始終心表感激。見網上有人形容是字花之亂，那亂臣已去，希望新一任主編能夠帶領字花恢復原來面貌。」把水搞渾拂袖而去，等於沒有發生過，自然再一次引起公憤。臭屎愈挖愈多，包括黃永亮於擔任《字花》主編時，與《明報》聘約重疊。

文學雜誌與紀實新聞的界線

筆者觀之，事件可以折射出的香港文學雜誌生存生態、公共資助與創作自由的張力，還有廣大文化愛好者對於肖像與其歸屬倫理的討論。回歸事件本身，當文學雜誌被主編騎劫，把悲劇鑄成封面搞噱頭，是公論焦點。小部份黃氏的支持者緊咬一個理由，「香港沒有肖像權」。主編大人，法理上或許站得住腳，但文學講的是真善美，真實的歸宿也是美。法理無礙，但過不了人性的試煉。主編大人的解剖刀，將被攝影者的苦難剖開示眾，血淋淋的呈現真實，意欲何為。

所謂「法理情」，過了法理關卡，卻在「情」字上赤裸裸地潰敗。做文藝，若抽離了人性，邏輯上可以成立，但那不過是標本製作者的自我陶醉。讀者見到封面，直面一個孩子的破碎眼神時，看到的是文學的深度，還是傷害的消費？文學本該療癒、反思，而非在傷口上撒鹽，還美其名曰「社會關懷」。文學刊物封面決不是普立茲獎的競技場，更不該成為主編自爽的平台。強行將《字花》綁上這艘船，害了刊物的靈魂，踐踏了文學的本質。黃氏亦忘了倫理有重量。當文學被淪為視角暴力工具。害了刊物，害了文學，更害了那些期待文字能溫柔觸碰世界的大眾。文學不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是以悲憫之心，在黑暗裡點一盞燈。

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更可笑的是，明明有無數藝術加工逃生門，比如遮全相只留雙眼、馬賽克處理、甚至開天窗留白，這些都是對苦難最基本的尊重。但主編大人偏要選擇最粗暴的方式，將個人審美與社會議題強行綁定，彷彿唯有血淋淋的直視才配稱「深刻」。這不是勇氣，而是冷血；不是文學，而是去良善化。若連這點都拎不清，不如早早離開。黃氏亦終於做出了絕大部份人都點頭的決定。尤為奇詭，黃氏1月26日被指同時打幾份「全職」工，最終結果是「請辭不成反被炒」。一場茶杯裏的風波，最終由《字花》董事會代表親向序言書室解畫，當期《字花》亦會重印。

行文至此，感概有二。第一，關於一份文學雜誌的機構管治，《字花》12月李黃兩編交接就弄出如此大事，董事局乃至編務都責無旁貸，豈能以尊重編輯自主就由他放肆，何況《字花》更是獲得藝發局港幣數以百萬計的年度資助，今次因人而廢事，有沒有浪費公帑？這個更是需要向公眾交代的問題了。第二，又可其可悲，在筆者眼中的一件文壇大事，卻又在香港新聞中浸沒無聲。文學之於我城的地位與價值，到底有多高。

本文作者﹕黃冠麟 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