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毒油事件原本反映的是中央、地方分權混亂、中央只管立法但自己源頭入境監控完全無力或不管，也拒絕支援檢測能量(全島上能檢測苯駢芘的實驗室只有三所，根本無法有效檢測)，而地方（不論甚麼顏色的縣）檢查也出現嚴重漏洞，很多時只靠廠商提供油辦就完事；事實上兩邊就沒有很好協調，出事就互相推委。(台灣衛福部照片)

台灣爆發中聯大豆沙拉油事件，因被檢出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級致癌物的「苯駢芘（BaP）」嚴重超標約四倍，引發全台飲食危機。作為大宗食用油關鍵供應商，該批約1,300公噸毒油迅速波及下游上百家知名食品廠、餐飲連鎖與零售通路，影響範疇極為廣泛。這場災難再次揭露了台灣行政主管機關在源頭監管與通報機制上的明顯落差，其執行失靈的軌跡，與長期遭國際警示的印度食安困境有若干相似之處。

編按：7月25日國民黨和民眾黨組織的食安抗議活動，最少都有七萬人參加，甚至比去年反大罷免運動還要多，足可見民眾對於食安危機引發的對民進黨死不認錢且話術不斷的態度，非常惱火。(網絡圖片)

台灣政府與印度一樣，面臨著法規執行力不足、嚴刑峻法在關鍵時刻難以即時發揮作用的系統性病灶。印度雖早有法令禁止濫用劇毒農藥與催熟劑，卻因基層執法疲弱與行政縱容而約束力有限；台灣即便修訂了號稱嚴格的《食安法》並建置雲端追溯系統，在面對中聯事件時，業者私下先退貨、內部溝通異常數據，遲至發現後約十九天才正式通報衛生機關，系統亦未能及時發出有效警示。法規條文看似嚴密，實際執行卻出現明顯斷層。

更深層的病灶，在於兩地官員在面對危機時常見的官僚姿態。印度官員習慣將結構性監管失控歸咎於「農民無知濫用」，甚至對鄰國成功的治理經驗嗤之以鼻；台灣官僚則自恃擁有嚴格法規，從蘇丹紅辣椒粉流竄全台、專案進口過期蛋與毒雞蛋標示混亂，到此次沙拉油超標，事發後第一時間總是急於推託與掩飾。官僚體系初期對下游名單採取有限度公開、將責任全數甩鍋給業者違規，甚至引用「短期暴露風險有限」等冷漠語言安撫大眾，這種將官位與體制顏面置於民眾健康之上的自負，徹底摧毀了政府公信力。

 編按：印度雖號稱為全球最大「民主國」，但因為沒有經過大幅社會改革，社會上的地方勢力甚至舊式宗族勢力、種姓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等都仗著民意，成為落實中央政令的最大阻力，甚至讓印度成為難以管理的狀態，食安如是、社會底層生活如是，甚至垃圾處理（無法處理）亦如是。比如圖左的大型垃圾山，在印度大小城市上基本都是司空見慣之事。(圖片來自BILIBILI截圖和BBC新聞截圖)

不過，比行政怠惰更具破壞力的，是食安議題政治化後產生的制度盲點。印度有超過半數的人口依賴農業維生，「農民選票（farmer vote bank）」是任何政黨都不敢輕易得罪的政治禁忌，政黨為了避免引發大規模農民抗爭或失去選票，往往選擇延緩法規上路或直接放棄源頭管理。印度是聯邦制國家，食安法規由中央制定，但實務執法權卻在各邦政府手中。當中央與地方由不同政黨執政時，食安執法往往變成政治互毆的工具。當某一品牌爆發食安危機時，各政黨官員為了政績攻防，會給出完全相反的檢測結論（中央說合格、地方說有毒），導致科學標準被黨派立場取代，民眾完全無法獲知真實的健康風險，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

編按：現時民進黨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是推卸責任，第二是大量高層支持者甚至黨內高低層人跑出來護駕，甚至勇於挑釁、指責反對黨以至民眾，令民憤推向更高高度。他們似乎只在乎自己所謂鐵桿支持者的支持，以為有基本盤就可永續執政甚至不斷加大權力。(網絡圖片)

編按：民進黨對待同一問題的標準就是雙標，自己在野時，就是零容忍的嚴格，以製造攻擊敵對政黨的口實；到自己上台徹底改變政策以討好「盟友」(而且「退步/讓步」的程度有時可說非常離譜，也不是他們口中講的國際接軌，有些標準，連國際統一標準都沒有，完全是他們說了算)，又拿著要求嚴格審批標準的人打成不愛台灣、阻著台灣「南波萬」的罪人。（《風傳媒》報道截圖）

至於台灣，從美國萊豬、萊牛的開放爭議，到日本福島五縣「核食/福食」的解禁過程，台灣對外往往將食物安全當成國際貿易與外交籌碼，對內則出現「立場決定毒性」的政黨雙標，政治人物常對同一種風險（如萊劑或輻射）採取截然不同的主張，出現「在野時誓死反對、執法時強調安全」的雙重標準。面對政治敏感的進口食品，政府為了順利推行政策，往往淡化風險（例如強調「食用劑量極低、安全無虞」），而非坦誠說明「國際政治利益交換下的風險取捨」。當政治考量優先於預防原則與透明溝通時，民眾對食品安全的信任也隨之動搖。

編按：其實最惹人討厭的，可能還是各類網軍賬號(可比島上網民總人口還多，甚至是多5-6倍)在網上瘋狂洗地，把責任周圍推，甚至推到見不到有任何關係的中國大陸上，不但和過去的立場徹底雙標，更是把自己的錯誤和應付的責任視為不能調和的敵我矛盾。(網絡圖片)

不論是台灣因外交戰略與政黨對立而出現的食安雙標，還是印度因農民政治影響力與聯邦執法落差而產生的監管死角，兩者都顯示：當食品安全不再只是「科學風險評估」與「嚴格行政執法」，而成為政治人物獲取選票、打擊政敵或服務外交經貿目標的工具時，專業監管體系就會被弱化。最終承擔風險與健康代價的，仍是廣大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