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些影視明星的帶動效應，藏傳佛教「活佛」，在當代中國社會所受關注非常之高。李連杰與王菲，可能是兩個最著名的信徒，事關他們，連篇累牘的報導，似乎提示讀者，無論是生活還是事業，他們都樂意接受「活佛」的指導；而台灣主持人阿雅，甚至嫁給了一個真正的「活佛」。不止影視明星，當代各類政商精英，同樣也極為順從地接受「活佛」的指導。

一個網絡段子說「光是在朝陽區有30萬散養仁波切」。段子固然是誇大，但道出了藏傳佛教在當下精英群體中所受歡迎的程度。朝陽區是北京富商、明星、官員雲集的地區。段子也調侃說，「仁波切」是中產階級私人定制的「心靈雞湯」。在漢語語境中，「活佛」是早已有之的詞彙，而仁波切則是藏傳佛教中轉世修行者的稱謂，藏語音譯應該是「祖古」（或朱古），將「活佛」二字與異文化中的「仁波切」直接等同起來，是漢語社會一種創造性的誤譯。但這一誤譯，卻讓漢地社會更容易地接納了藏傳佛教。這種接納，歷史或許並不長久。

晚清時期，追求救亡的漢族知識分子，不少人將目光轉向佛教，希望通過佛教尋找革新的精神力量。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都曾有過這種努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楊文會。十九世紀末，在倫敦做過6年外交官的楊文會，注意到歐洲宗教改革的方法，嘗試通過其他佛教支系的資源來革​​新中國佛教，開始追踪梵文、巴利文以及藏文佛經經典的狀況。這扭轉了中國歷史上一直將西藏「喇嘛教」與內地佛教分立的傳統。加上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會第一次把各種將自身起源追溯到佛陀的宗教確立為一個叫「佛教」的單一宗教傳統（騰華睿：《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 69P）。這開啟了漢語世界接納西藏宗教的機會，在佛教範疇內，藏傳佛教開始被視為與漢地佛教並列的佛教支系。學術上對於一個統一的佛教的建構，也帶動了漢地社會對於藏傳佛教信仰的認可，「活佛」開始堂而皇之地走進了漢人精英的生活。

李連杰和王菲們，曾經有過地位更為顯赫的前輩，民國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戴季陶，在「只有佛教才能統一中國各民族」的思想指導之下，曾大力推動藏傳佛教在漢地社會的推廣。他邀請和幫助各類藏地活佛前往漢地社會弘法，開創了後來朝陽區「散養300仁波切」的歷史基礎。民國時期，來自藏地的喜繞嘉措、諾那、貢噶、根桑、以及流亡漢地社會多年的班禪喇嘛等「活佛」，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影響力，比起今天的朝陽區「仁波切」，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他們的密法修持，也改變了漢地知識分子對於整個佛教系統的理解。

1949年國共兩黨的鼎革，一度中斷了藏傳佛教在漢地社會的傳播。但是八十年代開始，宗教在經過三十年高壓的無神論社會回歸。藏傳佛教伴隨整個佛教的複興，重新進入中國精英階層的視野。八十年代以來藏傳佛教的傳播，與兩個新的現象相伴而行：第一，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出走印度的西藏宗教界領袖們，開始在西方社會找到了新的信眾，藏傳佛教已成為歐美國家中產階級重要的「心靈治療」方式（沈衛榮：《酒、色、瘋僧與活佛》）；第二，從50年代中期開始，藏區對於所謂封建迷信和農奴經濟體的改造，破壞了藏地社會中寺院的核心地位。這兩者導致新時代藏傳佛教傳播具備了與民國時期不同的特徵。首先是傳法者不止來自藏區，也可能來自海外；其次，藏區舊有的教法傳承次第受到破壞後，傳法變得更自由但也更混亂。

傳統藏區，不同寺院系統歸屬於不同的教派，格魯派、薩迦派、寧瑪派、噶舉派等等，不同教派背後又有不同的政治和部族勢力支持，對於佛法的修持，也都是在寺院中進行。但是當下，前往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地傳法的「活佛」，因為受到宗教政策限制，不可能在大都市中新建寺院。所以，他們的傳法，從寺院傳法變成了巡迴傳法。而巡迴傳法中，漢地信眾脫離了藏區當地的政治與部族背景，也不受西藏歷史影響，單純地將藏傳佛教當成一種精神和靈性的修煉體係來對待。漢地信眾受法的目的在於想體驗神秘文化或求得解脫，化解人生困境等，並不重視教派分立的問題。一位學者在調查內地藏傳佛教居士的信仰狀況時，甚至遭遇「很多受訪者嚴厲批評筆者對於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的區分，以及對於藏傳佛教中各派的區分」（彭蘭閔： 《試論當代藏傳佛教在內地傳播的原因、特點和發展趨勢》，28P）。

由於大都市信眾富裕、大方，活佛可以在這裡獲得更多供養，所以，藏區大量活佛喜歡到大都市傳法。網上那則段子說朝陽區有3000仁波切，一方面說明，精英階層對於藏傳佛教的推崇；另一方面也說明，為了追逐「高素質」的信眾，藏區活佛們也樂意奔走於「朝陽區」。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傳奇的創建者堪布晉美彭措曾說過：「有些祖古，有能力出國的就去國外，不然就是前往中國內地，像個嗜血的寄生蟲一樣，貪得無厭，敗壞佛教清譽」（色達·慈誠：《浴火重生——西藏五明佛學院盛衰實錄》，154P）。晉美彭措建立五明佛學院，設定嚴格的入學、學位、戒律、考試（辯經）、學位等規則，希望重建藏傳佛教的修煉與傳法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對抗這些背離藏傳佛教傳統的「活佛」們。這也從另外的角度說明朝陽區「活佛」們對藏傳佛教本身的衝擊。

這種衝擊首先表現的，就是如前文所說，對於教派分立的衝擊。西藏歷史上也曾有過「不分派運動」（Rimé movement），主張回歸佛陀最初的教義，但教派成立的基礎是歷史源流、政治考量而不僅僅是對教法理解的歧義。所以，只要西藏的歷史與政治基礎還在，不分派運動注定會遭遇重重阻攔。但是朝陽區「活佛」座下的弟子們，脫離了西藏的社會背景，本身就拒絕因西藏歷史緣由而成立的派別，更在意的是佛法本身。如果未來，來自「朝陽區」的供養繼續擴大，那麼，整個藏傳佛教的社會基礎產生變動，不分派，或者舊有派別重新洗牌，可能會成為整個藏傳佛教的一大變動。其背後更大變動，恐怕在於走出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將完全不同於青藏高原上的藏傳佛教。

在西方社會中，自從1970年代秋陽創巴仁波切在美國創建多所禪修與香巴拉訓練中心以來，帶動了藏傳佛教的傳播熱潮，但這裡的傳播，在趨勢上也從以傳統的寺院弘化為中心轉變成了以居士主導的禪修中心為中心（吳寬：《變動中之西方藏傳佛教弘傳：以噶舉派為例》）。鑑於歐美社會的性質，這種趨勢未來應該不會逆轉。更重要的是，大量西方人接受轉世，成為西藏歷史上一些宗教領袖的轉世修行者，出現了白色人種的活佛。甚至達賴喇嘛也說他的轉世者可能會是一個白人。同樣的趨勢在中國內地出現。另一則網絡段子調侃說：「在朝陽區遼闊的大地上，生活著數以千計的仁波切，其中約80%說話帶東北口音，且長相有濃厚的在《鄉村愛情》演員海選第二輪被刷掉的感覺」。段子的目的不過是諷刺隨著藏傳佛教的流行，大量投機分子開始冒充活佛。但其背後，確實有大量被認可的漢族活佛出現。出生遼寧、原名霍烽的漢族歌手火風被四川甘孜白玉寺認證為「活佛」，該新聞後來雖然被四川官方的民族宗教部門否認，但這種否認只是政治意義上的，甘孜白玉寺在宗教意義上認證了火風，是不可否認的。實際上，已經有調查顯示，在內地傳法的群體中，大量傳法者是弘揚藏傳佛教的漢族僧人或者學習密法的漢族居士（彭蘭閔：《試論當代藏傳佛教在內地傳播的原因、特點和發展趨勢》，15P）。

國內外共同的趨勢，都在推動藏傳佛教形成新的生態系統。可以說，當下以當地居士為主導的禪修中心，和以其他民族成員為活佛進行傳法的傳法體系，已經讓走出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淡化了原有的民族性，而變得更為普世化。這恐怕也是將都市作為傳法方向的活佛們，無意中帶給藏傳佛教傳統更為重大的衝擊。未來如果出現白色人種的達賴喇嘛，或者漢族人的班禪喇嘛，這種衝擊應該可以更為直觀地震撼世人。失去民族性的藏傳佛教，必然可以收穫更為廣闊的信眾，但這些信眾與藏區的聯繫會變得更為淡薄。這對於期望以藏傳佛教信徒分佈範圍來劃分藏區，並對藏區進行政治統一的政治勢力來說，顯然不是什麼值得樂觀的趨勢。

網絡段子單獨將「朝陽區」列出來，不過是看到了朝陽區在都市中的代表性。段子熱議的背後，是伴隨以北京朝陽區為代表的都市藏傳佛教興起中所出現的各種光怪陸離，令旁觀者好奇、驚訝、不滿或者乃至鄙夷。作為精神修煉的方法，旁人或許並不能體會藏傳佛教修煉者的歡喜。但是，旁人也不能迴避，藏傳佛教的確正在成為都市富裕階層重要的精神依託之一。無論是心靈雞湯也罷、心靈治療也罷，從歐美社會到中國大城市，藏傳佛教的流行自有其內在魅力的原因。單純從宗教角度來說，王菲、李連杰等人對於藏傳佛教的信服，可能比起晚清民國時期主張依靠佛教救國的名流們更加純粹。今日明星們的藏傳佛教，重要的是可以引導內心、求得此生或來生的解脫；昔日名流們，從楊文會、太虛到戴季陶、段琪瑞、劉湘等，除了佛陀的教誨，他們還在意的是藏傳佛教在國家統一以及社會組織方面的效能。令他們意外的可能是，當代藏傳佛教在內在和外向出現了背離，在都市中發展的「活佛」，為了適應都市信眾的「心靈治療」需要，而開始對傳統作出了改變，這些改變一步步對舊有藏傳佛教的整個「生態系統」造成巨大衝擊。

原文刊於作者博客，《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