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9月10日在《明報》撰文表示，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實質上等於在策略上回歸基本步，反修例運動將首度出現焦點被奪的失焦與分化危機；而部分內地媒體對事件的成因與解決方法的解讀，出奇地與港人和抗爭一方接近，港人好應把握機會，讓北京清楚共同願望，關鍵在於如何將所願重新定義和包裝成為北京所屬意的事。

林鄭實質是回歸策略基本步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9月10日在《明報》撰文表示，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總算是「踏出了最具戰略意義的一步」，暫停數月來在未清楚形勢下，「胡亂作為」控制局面的情況，取得喘息空間。袁彌昌認為，林鄭此舉實質上是回歸策略的基本步——「分化運動的支持者」，使暴力示威者邊緣化；同時，亦很大程度亦反證強硬態度與手段，導致運動規模不斷擴大，有不少分歧的「和理非」和勇武也逼出個「水乳交融」，因而堅持要強硬平亂的取態，在過去三個月並未見任何成效。

社會輿論有意見認為，「中央和港府是採取『一手硬一手軟』」，引致未能平亂；袁彌昌卻認為，此意見是錯誤的，因為三個月來政府的措施「毫無連貫性」，與「一手硬一手軟」沾不上邊，每次都只是在「無計可施和抱僥倖心態的情况下」，做出「自相矛盾的戰略賭博」，結果一再延誤戰機，與目標漸行漸遠，令風波愈發不可收拾。

袁彌昌表示，更有意見更採取「斷網」及「緊急法」等「大規模自毁性武器」，細看之下「對香港的破壞力比出動解放軍更厲害」；就是「天方夜譚」辦法，以及屢次錯過平息民憤的時機，使一開始「雷聲大雨點小」的美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有盡快通過的口實；袁彌昌質疑主張這些意見的人士，是與「國際規範和政治完全脫節」，根本沒有治港的能力。

運動首現失焦與分化的危機

袁彌昌認為，隨着林鄭宣布「撤回」，「反修例運動將首度出現焦點被奪的失焦與分化危機」，其實早在「撤回」之前，特別是暴力升級後，運動已漸漸需要一個比反修例「更大、更正當的理由」（a bigger cause），「否則難以將暴力行徑正當化」；而在宣布「撤回」後，問題開始逐漸浮現，「尤其是示威者開始以港鐵作為報復和破壞目標」，港鐵有別於警察，「示威者這樣只會白白失分」。袁彌昌表示，「這個bigger cause 首先是不能帶暴力或仇恨性的，也不可以是『攬炒』」。

袁彌昌引述《口罩與旗幟：民粹主義、公民主義與全球示威》（The Mask and the Flag:Populism, Citi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 ）作者Paolo Gerbaudo說法，指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當代抗爭文化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傾向，稱之為「參與的崇拜」（thecult of participation），「當代社會裏孤獨和異化的補償的尋求，以及自身的變革之旅，當成了抗爭運動的終極目標，蓋過了抗爭本身」。袁彌昌表示，例如9月1日稱之為港版「敦克爾克（鄧寇克‧Dunkirk）大撤退」，就是這種性質，「這種浪漫很容易會令行動喪失戰略意義」，「運動的角度來看，卻是個極大的警號，幾乎因一時的憤怒而招來全軍覆沒之災」。

官媒的意見及抗爭一方接近

袁彌昌指，正當抗爭者認定中央處於對立面「止暴制亂」之時，事實上不少內地官媒的口風已逐漸轉向，開始反思這次風波的根本成因。袁彌昌引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表示，「民生問題尖銳的最大原因，是其過於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其文章亦指是次運動的「外因是中美博弈的延伸，內因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下的地產霸權；而這一代民怨的根源，在於香港地產霸權與政府的『共犯結構』」，「止暴制亂」斷不能作為這次風波的終局，必須對症下藥。

袁彌昌認為，此可見內地部分媒體對這次風波的成因與解決方法的解讀，「出奇地與港人和抗爭一方接近」；「中央也開始承認政改問題是掩蓋不住的，也是社會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港澳辦在9 月3 日記者會上態度強硬，但總算讓普選重新回到了北京治港的話語體系裏面，讓人看到重啓政改的可能」。袁彌昌表示，「港府治理能力嚴重不足、中央有責任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以及香港政改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些觀念，早已在北京浮上枱面」，港人好應把握這次機會，讓北京清楚港人的共同願望，其關鍵在於如何將所願「重新定義和包裝成為北京所屬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