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9月24日於《明報》撰文表示，在分析運動與反運動的博弈與指導上，須回到「反暴亂作戰」（counterinsurgency）的理論和實踐，方可了解其原理及解讀局勢；目前抗爭運動形成本地民眾與抗爭者高度連結，當局任何抗衡策略都已不再有效的地步，儘管「毛式暴亂」已是明日黃花，但是九十年前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想，對於如何爭取民心、如何求同存異，依然管用。

判斷反修例運動的最大盲點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9月24日於《明報》撰文，參考John Mackinlay的《暴亂列島》（The Insurgent Archipelago）表示，現時香港的抗爭運動性質，處於「無政府運動」、「民粹抗爭」（populist revolt） 和「暴亂」（insurgency） 三者之間，若然要分析在運動與反運動的博弈與指導上， 還須回到「反暴亂作戰」（counterinsurgency）的理論和實踐裏，方可了解其原理及解讀局勢。

袁彌昌指，在這場運動中的「一個最大謎團」，是中央為何歷經三個月仍「按兵不動」，「雖然一定程度也可以說它是無計可施，但大家也看到中央一直也在確認誰在背後策劃，並對此深信不疑，所以才會有引蛇出洞等說法」；北京對有幕後黑手深信不疑的觀點，其實是源自「毛式暴亂」（Maoist insurgency），毛澤東將政治引進到一個原本是軍事性的領域，其精妙之處在於它能夠有效地顛覆民眾，而中共作為領導與策劃角色，這個由上而下的模式，與當局對社會運動的認識相脗合，「使之成為中央對這場反修例運動的判斷的最大盲點」。

廿一世紀的後毛澤東式暴亂

袁彌昌引述傳統的反暴亂專家表示，在本世紀的暴亂形式已面目全非，它反而更像一種社會運動，已經不依賴革命領袖和革命黨由上而下的領導，「反而是從支持者（本地以至全球）自身支取能量，依靠人們的不滿來支撐運動及進行自我招募與壯大」，因而「過程大致上是足以自我維持和無領袖的」，加上「抗爭與暴亂都出現去地域化、虛擬化和具有全球聯繫有着極大關係」，因以難以找出組織脈絡與安全部門滲透分析，當局一般都難以察覺和預防。

反暴亂專家將此種21世紀「後毛澤東式暴亂」（post-Maoist insurgency）與「毛式暴亂」區別起來，並認識到此兩者是無法以同一方式解決的。袁彌昌指，「毛式與後毛式暴亂唯一相同的地方，可能只有暴亂分子旨在誘使安全部隊（在香港就是警隊）反應過度、失去自制力，暴打、報復和無差別使用武力，令安全部隊淪為人民公敵這一點」，當局恰恰就在這一點犯上最嚴重錯誤，完全墮進反應過度的陷阱至今。

當局爭取民眾漸變得不可能

袁彌昌認為，此種錯誤無疑是致命性，「不僅導致人心背離，而且影像更會透過網絡和國際媒體散播到全球各地，令抗爭運動的支持者不斷增加，這當然也是戰略的一環」，亦使「當局爭取民眾的工作逐漸變得不可能」，「所謂的民眾已不再只有本地民眾，亦有國家與全球性的民眾」，根本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駕馭這程度的集體能量。因此，爭取民眾過往可以視為反暴亂作戰的一個目標或「重心」（centre of gravity），然而此單一重心已不復存在，或者已轉移到全球和虛擬層面上。

袁彌昌指，「後毛式暴亂分子」的成功就是「繼續存在和生存」，「並以富戲劇性和高度可見的行為挑戰當局，繼而將他們的抗爭全球化，以爭取其他國家和組織的關注與認同」，「驅使全球各地政府與人民傾聽和認同他們的初心」，他們原本就不是為了找出一個解決辦法，「因此抗爭運動並不需要一個end state」。

毛澤東的群眾理論依然管用

袁彌昌表示，「這明顯對暴亂分子有利，尤其是當局只停留在物理和本地層面的『止暴制亂』」，全球性暴亂分子，「能夠智取及在宣傳上勝過政府，特別是當雙方試圖爭取同一群民眾的時候，便高下立見」，因而「暴亂作戰的角度來看， 當局等待民心逆轉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袁彌昌認為，歸根究柢是當局以19世紀前現代的組織，解讀21世紀後現代的組織和社會， 「以致白白浪費了3個月（應該還在進行），令局勢變得無法挽救」，亦因為此種概念，「導致回歸22年只剩下高壓和利益集團治港，治出個香港動亂來」；「儘管毛式暴亂已是明日黃花，但是九十年前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想，對於如何爭取民心、如何求同存異，依然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