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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榮民,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曾任海軍中權軍艦艦長,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績優畢業,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在大學執教國際關係等政治學入門課程。勤於媒體針砭時政與探論國際現勢,亦經常接受媒體電訪;偶爾出席政論節目,評論政軍議題。
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公布預備向國會提交之「2021年版中國大陸軍力報告書」(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非機密版本,該項政府報告書係依據美國國會2000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第1202節條款要求,針對報告提出當年,涵蓋前一年內並前瞻未來20年,中國大陸解放軍軍事與科技發展狀況與預估前景,再加上中國大陸整體安全戰略、軍事戰略以及軍事組織及作戰構想,每年定期要向國會提出該項報告。
該項報告基本上要區分成機密與非機密兩個不同版本;並且除前述內容外,更要同時針對在報告所涵蓋期程內,美國與中國大陸就安全事項,透過軍事外交接觸,雙方相互往來與合作狀況加以說明,並提出美國對於未來雙方往來與合作所將採取策略。
近年來北京與華盛頓雙方關係不睦,諸多強權競逐矛盾亦逐漸浮現,而在處理強權關係上最為棘手項目就是軍事外交;兩強軍事接觸交流確實是充滿困難,再加上諸多政治干預與媒體興風作浪,暗潮起伏運作相當困難。
今年9月中旬美國媒體依據針對描述川普總統執政末期行為失控險象環生情節,以《險境》(Peril)為名所出版新書內容,轉述報導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General Mark Milley, USA),因擔憂前總統川普任意動用核武,因此透過高層通聯機制,直接與中國大陸高階將領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直接通話,向其提出保證美國絕對無意對中國大陸採取任何攻擊行動。
該項報導立即在華府政壇引起軒然大波,川普陣營立即發表聲明痛斥此種行為實乃通敵叛國,共和黨國會議員順勢表態力挺,並要求密利將軍至國會說明詳細經過,當時更有多位極力主張以強硬對付中國大陸之政治評論家,搭上此等政治風暴指出多項捕風捉影之政治指控。但是白宮執政團隊迅速採取行動,堅定表態支持密利將軍,同時更有多位重量級政治人物指出,密利將軍與解放軍高層通話,必然是事先奉准事後提出報告,因此該項政治風暴在極短時間內就順利平息。
但是依據五角大廈國防部長辦公室所提出報告第六章,該章節名稱為「美中防務接觸交流」(U.S.-PRC Defense Contacts and Exchanges) 內容顯示,華盛頓與北京軍事高層通聯繫透過兩種管道或是作業模式:國防事務電話通聯(DTL:Defense Telephone Link)以及視訊會議(VTC:Video Teleconference)。
在該報告所涵蓋期程2020年間,依據前述兩種作業模式,美國國防部長與中國大陸國防部長曾經進行兩次國防事務電話通聯;此外美軍參謀首長會議主席亦曾三度與中國大陸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首長,亦就是參謀長李作成將軍,透過國防事務電話通聯作業模式通話。除此之外,美國國防部負責主管中國大陸區域軍事業務之副助理部長,亦曾與中國大陸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進行過兩次國防事務電話通聯。
依據美國政府文件內容,吾人其實應當注意到,並不是所有雙方軍事高層通聯,事後都會對外發布新聞。同時亦可看出媒體曾經報導,在拜登政府上臺後,新任國防部長奧斯丁提出要求,認為中國大陸軍方與其電話通聯對象,其層級應當向上調整至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顯然就是與以往實際運作規律有所差異。因此奧斯丁期待遭致解放軍拒絕,雙方對此無法達成協議,北京並不同意華盛頓所提要求,改變既有運作模式與應對層級。
至於雙方所固定召開之軍事對話會議,其中包括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工作組(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Working Group)以及年度高層會議,但從字裡行間卻讓人看出雙方存在歧見與矛盾。該項對話磋商機制係基於1998年1月19日由當時美國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S. Cohen)與中國大陸國防部長遲浩田,在北京以高規格所簽訂「關於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的協定」(On Establishing A Consultation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Military Maritime Safety)。
此項協議被雙方外交部門定位成正式外交行政協定,並且收錄在美國政府國務院條約與協議檔案名錄內。但此規定經常被媒體與評論者簡稱為《海上軍事磋商協定》(MMCA: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但在此必須提醒,此並非真正原始協議文件名稱;只是多年來被媒體與雙方大量引述,最後就讓各方誤認成為其正式名稱。
美國國防部在年度報告中,僅說明在2020年5月雙方確實曾經召開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工作組(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Working Group)會議,但卻避重就輕地提到解放軍拒絕參加原訂於2020年12月14日至16日預備舉行之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工作組(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Working Group)以及年度高層會議,並未說明詳細原因。
假若讀者回溯會議破局當時,美國印太戰區指揮部高層將領親自出面放話指責解放軍,但是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立刻不客氣予以還擊。並且事後北京再透過解放軍海軍發言人劉文勝出面說明,指稱美國強勢主導議題、議程,並任意壓縮年度會晤期程,改變年度會晤性質,並在未能讓議題獲得共識狀況下,企圖強迫中共軍方代表與會,最後雙方談不攏後,自然就導致會議流會。
不過雙方就防務政策協調對話(DPCT: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以及危機通聯工作組(CCWG:Crisis Communications Working Group)兩項會議,倒是分別在2020年1月以及2020年10月順利召開;從報告用字遣辭觀察,顯然在10月所召開之危機通聯工作組會議應當是獲得正面成果,並且亦可確認獲得某種程度共識。但儘管如此,2020年美方提出建議要舉行助理部長層級之亞太安全對話(APSD:Asia-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解放軍不但回絕美國所提日期,更無限期推遲舉辦此項對話機制,明確地讓華盛頓吃上閉門羹。
但相關軍事學府、救災管理交流以及雙方合作協助尋找美軍作戰失蹤人員遺骸,倒也還是順利進行。因此美國國防部亦在報告中提出,仍將防務政策協調對話、危機通聯工作組以及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工作組等三項對話交流機制,列為2021年年度優先事項,明確表達未來經營雙方軍事交流努力方向。
其實北京與華盛頓軍事交流受到美國國會2000年國防授權法案,以及該法案相關條款後續修訂內容,所設定諸多法律規範限制。能夠在雙方充滿疑慮與經常產生對立矛盾現實狀況下,達成目前水準已經相當不簡單。但就軍事外交經常將對話協商談判桌,當成另個爾虞我詐各懷鬼胎之戰場,本來在政治充滿矛盾對立架構下之軍事交流,就是打打談談暗流起伏。
目前北京與華盛頓軍事交流在表面上是受到疫情嚴重影響,但在此等表面說辭下,其實亦有其他政治操弄與無謂干擾。而華盛頓主事者又會依據本身主觀思維,希望能夠改變既有遊戲規則與運作模式,這就會讓雙方往來更加窒礙難行,無法建立默契與共識,順暢地進行軍事交流,消弭誤解誤判排出衝突風險。兩強軍事交流,更有雙方政治人物與他方勢力希望從中攪局;因此面對未來發展前景,確實不容任何低估與過度樂觀。
編按:張老師原文中所有人物的中文譯名為台灣使用的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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