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前特首梁振英就土地供應問題發出批評意見，遭到特首和政府高官的反駁，雙方更以「糖水論戰」刷出火花，讓一直沉靜的政壇和民間評論有些生氣。

今年 10 月底開始的「糖水論戰」，連內地的財經自媒體也留意到事態的不尋常，並對兩人觀點中的異同作出了詳細分析。結論認為，此事反映了香港社會各界對房屋政策有極大的看法，並認為官方或許有必要就土地發展再次進行社會大辯論。

今屆特區政府和歷屆的最大分別，在於勇於反駁，無論是對外國政府官員和領事對香港內政事務的干涉、指手畫腳，抑或是對議會內的、如謝偉俊議員的「小紅書治港論」，再到近期江玉歡議員的「犯法論」、「針紙論」，不是被現屆政府駁斥，就是不受歡迎。

在中美博弈的國際局勢下，香港動亂又平定不久，誠然，剛「治」但正需改革發展而及「興」時，社會穩定發展十分重要，特別是針對外國勢力及其代理人的惡意言論、有居心者挑動市民的讒言、甚至是敵對的認知作戰假資訊，港府當然要及時反駁澄清。反駁雖然有其需要，但從另一邊看，政府的反駁文化，會否自我杜絕言路？

政府對於批評的處理是否需要分一分敵我？是否不需要理會言者的動機是善意還是惡意？批評是否利於香港整體的公眾利益？是有否利於香港的改革及發展？又或者只是有理無理就嚴厲反駁呢？

春秋時代後期，鄭國由子產執政時期，推行新政，改革土地及賦稅制度，制訂刑法。為了推行改革，子產於昭公六年（公元前 536 年）「鑄刑書於鼎」，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在公共場所向民眾公布成文法典。子產「鑄刑書於鼎」，受到了當時仍尚禮制的傳統保守派貴族與士大夫的強烈反對。當時，鄭國的鄉間有「鄉校」，所謂「鄉校」，是村民休息、閑聊之所，時而議論官府施政的地方，有人就因此進言要廢「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政執政之善。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為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葯之也。」

對於廢「鄉校」一事，子產並不同意，他說這只是人們小聚、議論一下的地方，他們喜歡，我就推行，他們討厭的，我就改正。他們的言論是我的行動指引，我為何要毀掉呢？對我來說，即刻制止這些議論很難嗎？然而用威壓來制止，就像堵塞河流來解決洪水一樣，河水大決造成的災難反而會傷更多的人，不如開個小口導流，然後再針對意見解決問題。

子產「刑鼎」，公佈刑法後，「鄭國多相懸以書者」，「以書相也」，就是民間有很多人以懸書形式抗議和批評。在眾多批評者當中，有一個著名的士大夫：鄧析。他不僅是最早的私學老師，亦是最早的訟師之一。子產公布刑法後，大量的人找鄧析教人打官司，而他又善於找法律的漏洞，指導詞訟。他還通過懸書批評子產的刑法漏洞，並推荐自己的刑法「竹刑」。

據《呂氏春秋》記載：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翻譯成白話就是，子產下令禁懸書，鄧析就改用「致書」，以寫信形式來批評；禁「致書」，他就用「倚書」，即在投寄物品時附夾書信的方式批評，子產禁完又禁，他又以不同方式繼續批評。

鄧析的做法，對子產的執法，推行新政，社會改革都造成了困擾。《呂氏春秋》甚至說到，當時「鄭國大亂，民口喧嘩」，於是「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並禁止懸書。

從現代社會的角度，即使鄧析多次違法違禁，子產多次容忍，至「鄭國大亂，民口喧嘩」才把他殺了。但子產殺鄧析禁「處士橫議」的懸書，都是侵犯了言論自由，然而他沒有廢止「鄉校」，卻又使民間的聲音能上達，改善施政。當然，我們不能對子產太苛求，畢竟他始終生是於距今二千多年的時代。那麼子產的政績又如何呢？

《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了子產執政時的民謠變化：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改革第一年，百姓控訴，計我家產收我財物稅，量我耕地收我田稅。誰殺子產，我就助他。三年後，百姓嘗到改革的益處，就改口說，子產死後，誰來繼承他呢？」 [註1]

鄧小平先生，一九七九年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講話中說到：我們要廣開言路，廣開才路，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讓各方面的意見、要求、批評和建議充分反映出來，以利於政府集中正確的意見，及時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把我們的各項事業推向前進。[註2]

筆者明白，現今的香港，外處於百年之大變局中，內有改革的迫切性，政府對「處士橫議」、「鄉校輿論」十分敏感，但過度反駁，使人不發言，自絕言論也不利施政。何況，國安法已立，動亂份子亦已懲，既有「刑鼎」，何懼懸書？

香港正身處改革時刻，同是當時代領導改革的子產和鄧小平，都著重廣開言路，以利集中正確的意見，推動改革。香港政府亦應廣開言路，避免過度反駁的文化而杜絕言路。對於意見和批評，要有因應之策，分清敵我，弄清內外，是惡意評擊，還是善意批評，動機是否純正，還是立心不良，甚至是認知作戰，都要仔細分清，分別有處理之策。即使需要反駁，都要因應發言者的不同情況，有不同反駁和回應的步調和程度。只是一味的反駁、反駁、反駁，只會自絕言路，不利施政。

本文作者：無雙直傳（劉礎慊），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中國古代傳播政策史》｜作者：何勇｜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鄧小平：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