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件被揭發後約一周，李家超召開高層督導會議。（特首李家超社交媒體圖片）

早前粉嶺皇后山邨食水含瀝青事件，居民發現自來水中漂浮著可疑的黑色物質，正當恐慌情緒在社區蔓延時，政府僅通過社交平台發佈水質檢測合格的消息；其後特首李家超召開高層督導會議，但會後也僅在社交媒體公布，政府新聞處則一直未正式發新聞稿。此番操作有違政府一貫發布資訊的習慣，近日還引起社會討論 [注1]。在今次事件當中，港府於社交媒體的簡短聲明與沉默的新聞發布會，加上政府近來著重在小紅書引導輿論，又著重透過KOL來說好香港故事，是否代表了港府有新的傳播策略？如果是，港府偏重社交媒體卻輕忽傳統傳媒又是否一個好的傳播策略？

香港政府在8個社交媒體平台開設賬號，但今次皇后山邨食水含瀝青事件，政府只在社交媒體Facebook上發布水質檢測結果。從社交媒體上的簡短聲明與沉默的新聞發佈會，構成了香港特區政府資訊傳播的新圖景。

這次政府處理訊息發布的方式，引發了公眾對政府資訊透明度與責任承擔的質疑；面對批評，特首李家超斷然否認政府「資訊流通弱」的說法。若從傳播學視角審視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傳播策略的轉變及其與公眾期望之間的鴻溝，其背後涉及議程設置失效、公眾知情權保障不足以及數位時代政府傳播的深層矛盾。

社交媒體傳播的興起及其局限性

在這次事件中，特區政府選擇跳過傳統媒體管道，只依賴社交媒體發佈關鍵資訊，這一做法與當代傳播理論所強調的「多管道整合」原則相悖。社交媒體平台雖然具有即時性、互動性和廣泛覆蓋率等優勢，但其傳播模式本身存在結構性缺陷，難以承擔重大公共事務資訊的完整傳播職能。

議程設置理論的失效風險。當政府資訊僅通過社交媒體碎片化發佈時，關鍵議題的凸顯性建構能力被大幅削弱。正如麥庫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納德．肖（Donald Shaw）的《議程設置理論》指出，媒體通過資訊篩選和優先順序排序，影響公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 [注2]。皇后山邨事件中，政府通過社交媒體輕描淡寫地宣佈「檢測合格」，卻未能有效提升「水質安全」在公眾議程中的位置，反而因發佈管道的隨意性，導致公眾對此議題的「重要性」存在認知偏差。

居民面對肉眼可見的水質問題與官方簡單的合格聲明形成鮮明對比，自然產生了更強烈的不信任感。反之，如果政府當時能有較好的議題設置能力，例如強調關注該區市民飲用水情況，在化驗結果找出原因前派出運水車到該區向居民供水，甚至由關愛隊向該區每家每戶派發飲用水，再讓記者現場拍攝採訪，引導議程往「解決當下問題」來發展，這不單止能提升政府關心市民的形象，更能同時提升關愛隊的功能，讓市民實際上感知關愛隊的工作。 

沉默螺旋讓該社區和官方塑造的意見氣候出現落差。諾依曼（Noelle Neumann）的《沉默螺旋理論》指出，當個體感覺自身觀點屬於少數時，會傾向於保持沉默，諾依曼稱這種氛圍為「意見氣候」[注3]。今次政府光依賴社交媒體發佈資訊，導致持懷疑態度的居民因缺乏公開討論平台而被迫「沉默」。當反對意見在官方管道被邊緣化，居民的真實擔憂無法通過有效管道表達，社會上兩種「意見氣候」形成巨大落差，該區居民感受到被「孤立」，最終演變為社區內的潛在憤怒。這種情緒積累在後續社會討論中爆發，反而加劇了官民對立。

數位鴻溝帶來的資訊獲取不平等。特區政府若過度依賴數位平台發佈重要資訊，實質上將不熟悉或不使用社交媒體的群體排除在關鍵資訊之外，尤其是長者、低收入群體和新移民等弱勢社群。當資訊獲取管道存在結構性不平等，政府宣稱的「資訊流通」只能覆蓋部分人群，無法實現真正的資訊普惠。

政府資訊流弱化的具體表現與潛在風險

李家超否認政府「資訊流通弱」並提出辯解，與這事件中呈現的資訊傳播現實形成鮮明對比。從傳播學視角看，政府資訊流弱化不僅體現在管道選擇上，更表現在傳播內容、回饋機制和制度化保障等多個維度。

公眾知情權的制度性保障不足：

• 傳統新聞發佈制度：政府重大決策和公共安全資訊通過新聞處通稿、記者會等形式發佈，確保資訊完整性和權威性。
• 當前實踐轉變：皇后山邨事件中，即使行政長官召開高層督導會議，新聞處未發佈正式新聞稿，打破了政府資訊發佈的常規。
• 傳播學警示：當重要公共資訊降級為社交媒體上的普通更新，實質上是將公眾知情權從制度權利降格為一般資訊獲取。

訊息碎片化與語境缺失：

• 社交媒體傳播特點：平台特性要求資訊高度簡化，導致複雜事件被壓縮為口號式結論。
• 皇后山邨事件案例：「檢測樣本符合標準」的結論被簡化為社交媒體貼文，卻未同步公佈檢測方法、樣本來源、歷史資料對比等關鍵背景資訊。
• 公眾信任影響：當缺乏充分語境支持，簡單結論反而加深公眾疑慮。2022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民調顯示，高達44%的香港市民最關心民生問題的解決，遠高於政治問題關注度 [注4]。水質安全作為基本民生議題，其資訊處理方式直接影響政府公信力。

危機傳播中的信任修復機制缺失：

• 危機傳播核心原則：及時、透明、擔責、善後。
• 政府應對不足：在居民明確表達對水質的擔憂後，政府未能組織由居民代表參與的獨立檢測，也未安排高級官員親赴社區直面質疑。
• 信任修復理論應用：傳播學學者貝努瓦（William Benoit）提出的《形象修復理論》強調，危機中的組織需要通過「否認、規避責任、減少攻擊性、糾正行動、承認錯誤並請求原諒」等策略修復公信力 [注5]。皇后山邨事件中，政府僅停留在簡單「否認」問題階段，未能進入更深入的信任修復環節。

上表：傳統政府資訊發佈管道與社交媒體管道對比 

李家超否認「資訊流通弱」背後的傳播政治學邏輯

事件發生後，面對社會的批評，但李家超斷然否認政府存在「資訊流通弱」問題，這一回應本身值得從傳播政治學角度深入剖析。其背後折射的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傳播策略選擇，更反映了深層治理理念與公眾期待之間的鴻溝。

框架理論的策略性應用。社會學家戈夫曼（E. Goffman）的《框架理論》指出，人們通過特定「框架」建構社會現實 [注7]。李家超否認「資訊流弱」的聲明，實質上是試圖重構公眾對事件的認知框架，將資訊傳播管道爭議轉化為「資訊內容正確性」的討論、將傳播方式質疑轉化為對政府專業性的挑戰。通過轉移爭議焦點，政府回避了對傳播制度缺陷的深入討論。

技術官僚思維與傳播效能的錯位。本屆政府強調「結果導向」的治理理念，認為只要最終檢測結果符合標準，傳播方式不過是技術細節。然而，現代傳播理論表明，公共傳播本身就是治理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鄭永年教授指出香港需要「一個有能力、有紀律、能採取實際行動的政府」時，他恰恰強調了政府傳播能力與治理能力的不可分割性。事件中，合格的檢測結果因傳播方式不當未能轉化為公眾信任，證明信息傳播效能與專業技術判斷同等重要。

弱政府治理困境的延續。鄭永年教授曾分析香港深層次問題，認為「在之前的英式民主化過程中，香港造就了『弱勢政府』，行政當局非常弱，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民生問題才因此轉化成政治問題，形成惡性循環」 [注6]。這一判斷同樣適用於傳播領域。當政府回避正式資訊發佈管道，選擇更易控制的社交媒體平台，實質上反映了其面對媒體質疑和公眾問責時的能力欠缺與自信不足。信息傳播的「弱化」恰是整體治理困境的一個症狀。

傳播學視角下的改善路徑：重建政府資訊傳播生態

針對特區政府當前面臨的資訊傳播困境，基於傳播學理論和國際實踐經驗，可構建多層次、系統化的改進方案，在保障資訊效率的同時強化公眾信任與制度權威。

1. 建立分層發佈系統，尊重管道特性

• 重大公共事務資訊：堅持傳統新聞發佈制度，確保關鍵資訊通過新聞通稿、記者會等正式管道發佈，保障資訊完整性與權威性。
• 政策解讀與日常溝通：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平台進行補充傳播，增強互動性與傳播廣度。
• 民生議題傳播：借鑒國際經驗，如新加坡政府建立的「REACH」公眾諮詢平臺，將線上傳播與線下社區對話相結合，確保資訊傳達與回饋收集的雙向暢通 [注8]。

2. 構建透明化資訊溯源機制

在涉及公共安全的專業檢測資訊發佈時，應同步提供完整資料溯源路徑。以本次事件為例，政府公佈水質檢測結果時，應同時提供：

• 具體檢測機構名稱與資質證明
• 採樣點分佈圖與採樣時間
• 檢測方法與標準依據
• 歷史資料對比圖表

通過開放資料平台提供完整技術資料，讓專業人士和公眾代表能夠追溯結論形成過程，增強資訊可信度 [注7]。

3. 危機傳播中的信任修復制度化

面對公眾質疑，政府應建立標準化的信任修復流程：

• 即時回應階段：48小時內組織由居民代表參與的獨立檢測，開放過程監督。
• 雙向溝通階段：高層官員親赴社區召開對話會，面對面回應疑慮。
• 長效跟進階段：建立定期水質通報機制，直至公眾信任完全恢復。
• 制度改進階段：總結危機處理經驗，修訂相關傳播指引。
  這一流程將貝努瓦的《形象修復理論》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實踐，避免危機應對的隨意性和選擇性。

4. 消弭數位鴻溝的資訊普惠設計

針對社交媒體傳播固有的數字鴻溝問題，面對今次這種社區危機，政府應建立多管道互補的傳播網路：

• 在長者聚居社區恢復紙質通告派發制度。現時各區區議員都有在社區通告版貼海報，如類似皇后山事件再次發生，甚至是全港危機事件，在有需要時，民政署應透過區議員及關愛隊網絡，於社區即時張貼海報，甚至找人派發單張，單張不用設計精美，單色印刷已可，最重是訊息內容。
• 如是較大型事件，如可能臨時設立24小時電話查詢專線，提供方言及少數族裔語言服務
• 在公共屋邨設置電子公告板，同步政府重要資訊
• 與社區組織合作開展資訊解讀座談會
  通過這些方式，確保資訊傳播不僅停留在「發佈」層面，更能實現各階層的「有效接收」。

資訊傳播作為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粉嶺皇后山邨食水含瀝青事件引發的傳播方式爭議，揭示了香港特區政府在現代治理轉型過程中的深層挑戰，部分決策者尚未充分認識到：在數位時代，資訊傳播本身就是一種基礎治理能力，而非單純的技術性工作。

當鄭永年教授強調「香港需要一個有能力、有紀律、能採取實際行動的政府」時，他不僅指向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同樣指向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品質。有效的政府傳播不是對公眾的「恩賜」，而是現代治理的基本責任。它要求資訊發佈兼具專業準確與程式正當，傳播過程既尊重效率又保障公平，危機應對既堅持原則又體現溫度。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社會穩定與繁榮高度依賴公眾對制度的信任。正正這一背景下，政府資訊傳播已超越技術層面，成為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載體。

解決當前的資訊傳播困境，需要特區政府從根本上重構傳播理念——從「資訊控制」轉向「信任共建」；從「單向宣告」轉向「雙向對話」；從「技術正確」轉向「程式正義」。只有當政府傳播既能堅守專業精神，又能體現對公眾知情權的制度性尊重，香港才能真正實現「同為香港開新篇」的治理願景。

本文作者：無雙直傳（劉礎慊），學研社成員，法學（國際關係）碩士，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出帖即向500萬人講話」 李家超否認政府資訊流通弱｜明報　2025-06-15
2. 議程設置理論｜MBA智庫
3. 沉默的螺旋理論｜中文百科
4. 民研：44%市民最關心民生　經濟問題關注度升至9年最高 | 香港01　2022-01-04
5. 形象修復理論｜辭海大百科全書
6. 李家超上京．二｜林鄭任內未解決市民難題 　香港問題癥結何在？ | 香港01　2022-05-29
7. 框架分析｜中文百科全書
8. REACH｜新加坡政府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