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無雙直傳:「巴士之亂」帶來的思考 行政主導是手段 良政善治是目的

2026-02-01 13:15:23 最後更新日期:2026-02-01 14:25:06
無雙直傳

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我們如何面對》一書。生於政治家庭,由細到大經歷無數次大、小選戰,由派傳單、貼海報到運籌帷握,決勝帷幕之內。深感大江東去,浪淘盡,不如神遊張家界。既厭倦政治,又離不開政治。閒時只好提筆論政,如風花雪月。

Screenshot 2026 02 01 at 2.13.57 PM政府宣傳片:《宣傳教育助養成佩戴安全帶習慣》視頻擷圖。(香港政府新聞網)

筆者在上篇談論巴士乘客要戴安全帶的政府新例的文章出街後,也有寫相關評論的「寒柏」主動whatsapp我,說看到我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問題但卻欲言又止;他原以為我會在文章中作較深入討論,但突然就收筆,並感覺到我對政府失望之感。為何失望,欲言又止?事件弄得社會反響那麼大,多數就此事發言的都是前議員,現任議員的基本上只有陳恆鑌出來在傳媒發言(寫此文的同日早上,鄧家彪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執法問題發言),其他議員鴉雀無聲,應該論政的不論政,那還有什麼好多說?不過既然,被他問到,我就繼續在這議題上表達一下意見。

為何政府近來推行的「善政」,如早前的垃圾徵費,今次的坐巴士乘客戴安全帶,會受到那麼多市民的激烈反應?我們法律的制定和政策的推行是否真的沒有問題?如果沒有,為何情況三番四次一再出現?

1月26日,夏寶龍主任發表了講話,題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為何夏主任的講話,不只說「行政主導」,還要提「良政善治」呢?依筆者的個人理解,「行政主導」是手段,目的是要達到「良政善治」。那港府近年的表現,行政主導明顯地做到了,那「良政善治」呢?如果良政善治都做到了,為何無論垃圾徵費或今次的巴士戴安全帶,原本是「良政」的政策,受到那麼多市民反感呢?我們有沒有問題?我們出現了什麼問題?還是,我們扮沒有問題?

引用電視劇《新聞女王2》的台詞,修改一下:

「我們知道他們有問題,

他們也知道自己有問題,

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有問題,

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有問題

但是他們依然扮沒有問題」

那究竟有怎麼問題?我就試試用「政策工具理論」和「政策循環理論」分析有什麽問題。

政策工具單一及強制型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達成目標的手段,主要分為強制型、激勵型、規勸型及能力建設型等不同類型。現時港府構思推行政策時,政策工具較單一,亦偏向使用「規管」,缺乏「協商」工具,導致政策雖有善意但缺乏民意認受性。

巴士安全帶政策的初衷是保障乘客安全,屬於合理的公共利益。然而,政策工具選擇了最僵硬的「規管工具」:法律強制乘客佩戴安全帶,當看到民意反彈才改以用「規勸」,但情況已不可收拾。這種「命令-控制」模式體現了行政主導的高效率,但也暴露了工具單一化的問題。強制型工具能在短時期內快速達到目的,卻往往忽略了個體為改變的複雜性成本。乘客對於三點式安全帶的「太緊、不便」等反饋,正是單一強制工具難以完全適應複雜社會現實的體現。結果,短途乘客、長者及攜帶物品者因不便而選擇「企位」,反而增加風險。

而垃圾徵費,卻展示了更為多元的工具組合。這一政策不僅包含強制元素(必須使用指定垃圾袋),更引入了經濟工具(按量收費)、信息工具(宣傳教育)和基礎設施工具(回收設施配套)。理論上,政策工具已較多元,但也揭示了多元工具協同的挑戰。當回收設施不足、指定垃圾袋價格爭議、執法可行性等問題疊加時,看似完備的工具箱仍可能遭遇執行困境。

政策循環理論的線性模式

政策循環理論將政策過程分為議程設定、制定、執行、評估和調整五個階段。

從政策循環理論看,香港政策常見「制定 → 執行」的線性模式,缺乏「評估 → 修正 → 再制定」的閉環,導致政策效果打折。這是典型的「設計失靈」與「執行失靈」:議題設定源於意外事件,制定過程缺乏民意參與,執行效果背離原本目標,評估與修正機制亦不足。

巴士安全帶政策呈現出一種「前緊後鬆」的循環特徵。議程由焦點事件(嚴重交通事故)快速設定,政策在行政主導下高效制定與執行,卻缺乏系統化的事後評估。

政策循環在評估階段幾乎斷裂,使得安全帶類型是否合適、執法強度是否恰當等問題,缺乏基於資料的科學回答。

垃圾徵費政策則展現了更為漫長而曲折的循環過程。從2005年首次提出概念,到歷經近二十年討論、諮詢、試點和延期,其議程設定與政策制定階段異常漫長。這種延宕固然體現了對社會接受度的重視,但也反映了在複雜政策上建立共識的難度。

邁向系統性「良政善治」的三方面

從這兩項政策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出香港特區政府在「良政善治」實踐中的進步空間,具體體現在三個關鍵面。

1.工具協同性亟待加強。優秀的政策設計應當像精心調配的食譜,各種工具恰如其分地配合。無論是安全帶政策還是垃圾徵費,都需要更加精細地考慮不同工具的協同效應,而非簡單地疊加或單一依賴某種工具。

2.循環完整性需要重視。政策制定不是一次性的宣告,而是一個持續學習與調整的過程。建立制度化的政策評估機制,將評估結果切實回饋到政策調整中,是閉合政策循環、實現持續優化的關鍵。

3.溝通策略應更加前置。特別是在垃圾徵費這類前瞻性、變革性政策上,政府的溝通策略需要從「告知」轉向「對話」,從政策制定初期就建立與社會各界的有效溝通管道,共同探討政策設計,而非在政策成形後才進行解釋說明。

行政主導和良政善治的平衡點

夏寶龍主任講題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正正是說明「行政主導要達致良政善治」,而不單單只是行政主導。一方面需要維護行政主導的高效執行力,另一方面需要達致良政善治。香港的治理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型期,行政主導和良政善治,港府需在這兩者中尋找動態平衡的能力——在必要時展現執行剛性,在複雜處體現治理柔性;在危機面前迅速行動,在長期挑戰中保持耐心。

文章撰寫期間,收到港府「從善如流」撤回法例的消息,希望港府能吸取經驗,參考本文內容,祝願港府日後能「行政主導要達致良政善治」。

 

本文作者:無雙直傳(劉礎慊),學研社成員,法學(國際關係)碩士,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夏寶龍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堅持和完善 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專題研討會並致辭

發佈於 博評
By 202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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