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護動物協會圖片）

繼早前，「寵物搭輕鐵」活動後，近日亦有「寵物狗乘搭港鐵」活動 [註1]，更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應開放「寵物」搭巴士（筆者認為搭巴士問題較大，因為較難分隔開一般乘客）；隨著教育水平提高和國際資訊流通，「動物福利」和「生命尊重」的觀念在香港愈發普及，看來「寵物」漸漸進入公共交通工具和空間成為趨勢。

西方社會普遍認為，對待動物的方式體現了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因此，容許寵物進入公共空間，被視為城市進步和「人性化」的象徵，是「文明」的表現。當然，只要能平衡到非養「寵物」人士的權益，如今次狗狗搭重鐵集中在最尾一卡，能把一般乘客分隔開，筆者認為仍問題不大。但對於讓「寵物」進入公共交通工具和空間，是否就是「文明」的表現呢？

現在的東鐵線以前是九廣鐵路的一部份，所謂「搭火車」就是坐這條線路，它在1980年代才全面電氣化。在此之前，新界鄉民都會帶雞或家禽上火車，當時社會認為這是農村文化，亦不衛生，後來改用電氣化鐵路後，就禁止乘客攜帶雞或家禽，因為對於以電氣化火車為標誌的現代城市來說，這種行為確實與追求整潔、高效的都市形象格格不入，因此被視為「不文明」。

筆者就忽發奇想，如果有人以雞為「寵物」（禽流後，現時香港是不能散養家禽，但如果能打防疫針，有衛生証明又可否視為「寵物」呢？），那人們又會否接受雞這種「寵物」可以進入公共交通工具和空間呢？我不是開玩笑，現在內地就開始流行養「寵物」雞 [註2]！據稱其氣味有助人類放鬆，體溫還能安撫抱者的情緒，完全合乎「情感因素」的要求。何況，數十年前，即使是市區，亦有家庭在家養雞，有些是以「食材」來養，但亦有些是家長買雞仔回來給小朋友，作為「寵物」來飼養。

1970年代，香港電台就有一套當時很受歡迎的兒童電視劇《小時候》 [註3]，其中一集《小孩與雞》是家人買了一隻小雞回來，兩兄妹漸漸對那隻雞投入了「情感」，作為「寵物」，不過小雞最後卻被家人宰了來吃。筆者小時候原本每次到嫲嫲家，嫲嫲都會給我一隻雞髀吃，但看過那集後，我從此之後不再吃雞髀，不再吃雞，直至十多年後才漸漸回復正常吃雞。

其實不單是雞，上世紀50至80年代，香港「玩雀」文化也相當鼎盛。人們提著精緻的竹制鳥籠上茶樓，一邊飲茶一邊「文鬥」（讓鳥兒隔籠對唱），那是屬於老香港的集體記憶。直至1997年，H5N1禽流感在香港首次被發現並跨越物種屏障傳染給人，導致多人死亡，這場危機後才徹底改寫了人與鳥的關係。茶樓為了公共衛生安全，開始拒絕鳥籠入內；公眾也對攜帶雀鳥出行產生了極大的衛生憂慮。事到如今，養雀文化不再多見，見到的卻是養鸚鵡的流行。難到鸚鵡不是禽鳥，不會有禽流感嗎？

符號的分層：誰的寵物會被看見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我們對「寵物」的認知改變是階級性的？還是文化性的？為何我們對「寵物」的認知，甚至「寵物」能否進入公共空間有這麽大的改變？這種「文化變遷」有沒有受到全球化和西方觀念傳播的影響呢？如中產以上人士，受西方教育為多，經濟能力較好喜愛貓狗，因此貓狗就成為「寵物友善」的主角。而與市井茶樓文化相連的雀鳥，與鄉村和食材記憶相連的雞則被邊緣化？

從「玩雀」到「養鸚鵡」，從「鄉民帶雞」到「中產帶狗」，這背後有一條清晰的階層線索。這不僅是文化偏好，也涉及經濟能力（養貓狗的成本）、居往空間、社交圈層等階層因素。

綜合階層、文化和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註4及5] 分析，可得出下表。

這個表格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不是所有「情感依託」都是平等。貓狗的情感被看見、被尊重、被轉化為政策，而雀鳥的情感被遺忘，雞的情感被嘲笑。

為什麼？因為貓狗是西方中產文化的符號，而雀鳥是本土基層文化的符號，雞是農業社會的符號。當香港社會在定義「什麼是文明」時，握有定義權的階層——受西方教育的中產以上人士——自然地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標定為「文明」，而把其他階層的生活方式標定為「過時」或「不衛生」。

禽流感的真相：風險是客觀的，但選擇性遺忘是主觀的

如筆者前述，「難到鸚鵡不是禽鳥，不會有禽流感嗎？」

香港在1997年爆發H5N1禽流感後，雀鳥被徹底污名化。茶樓拒絕鳥籠，公眾恐懼鳥類，玩雀文化一夜之間衰落。但2020年代又出現鸚鵡熱，鸚鵡作為寵物流行起來，但H5N1病毒並沒有消失，鸚鵡同樣是禽類，同樣可能攜帶病毒。然而，這次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禁令或社會恐慌。這是一個完美的反例，證明所謂「公共衛生風險」往往是一個選擇性使用的修辭。

座落在旺角上海街的朗豪坊，以前是著名的「雀仔街」，道路兩旁都是售賣雀鳥的店舖，1990年代市區重建，這裡的店舖就遷往旺角球場旁邊的園圃街，當時政府為了保留「雀仔街」特色，還建了一個園圃街雀鳥花園，1997年落成。後來H5N1禽流感爆發，帶病毒的禽鳥可以傳人，人們擔心「雀仔街」售賣的雀鳥會帶病毒傳人。在禽流感大流行之後，這裡人流便大不如前。（維基百科圖片，Wpcpey攝）

為什麼？因為鸚鵡的飼養者，不是茶樓裡的老伯，而是年輕的中產潮流人士。他們的聲音能被聽見，他們的需求能被考慮，他們的寵物被賦予了「exotic（時尚）」的符號，而不是「髒亂風險」的符號。

這不是說禽流感是假的，它是真實的威脅。但社會對風險的感知，從來不是純客觀的，而是被階層和文化過濾的。同樣的生物學事實，落在不同的社會群體身上，會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政策含義。

階級性的運作機制：文化資本如何轉化為政策

再如筆者上述，「中產以上人士，西方教育為多，經濟能力較好」，這恰恰點出了階級性如何通過文化資本發揮作用。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註6及7] 概念在這裡極其適用：

1. 話語權：中產階層掌握媒體、社交網路、學術話語。他們寫的專欄、發的帖子、參與的論壇，定義了什麼是「文明的養寵方式」。貓狗被描述為「家人」，而雀鳥被描述為「嘈雜的玩物」。
2. 組織能力：養狗人士可以組織「狗狗友善地鐵日」，通過社交網路動員，聯繫區議員，形成政治壓力。玩雀人士呢？他們老了，散了，沒有社交媒體動員能力。
3. 消費能力：寵物經濟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貓狗相關的消費——美容、食品、醫療、寄養——支撐起一個可觀的市場。政策制定者會傾聽這個市場的訴求。而雀鳥相關的消費早已萎縮。
4. 符號親和力：中產階層的養寵方式（狗繩、寵物袋、疫苗證、行為訓練）與城市管理的邏輯天然親和。而基層的養寵方式（散養、隨意、無證件）則被定義為「需要規訓的物件」。

階級差異如何被自然化：被遺忘的雞，被記往的狗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見，對待「寵物」的新觀念主要由接觸國際文化階層引入和推動，但逐漸擴散為社會整體趨勢（儘管對不同動物仍有差別對待）。所以，當我們問搭鐵路「為什麼是貓狗而不是雞」時，答案不是生物學，而是社會學：貓狗的飼養者，恰好是那個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轉化為公共政策的階層。不是所有「寵物情感」都能被社會看到，只有那些佔據符號定義權的階層的情感，才能被賦予「文明」的標簽。

這種觀念變遷是以文化為外衣，以階層為動力的複雜過程，它原是階級性的，但它成功地把自己呈現為文化性的。為什麼說是「成功地呈現」？因為當一個階層的生活方式佔據了定義「文明」的位置後，它就不再被看作是「一個階層的生活方式」，而被看作是「文明本身」。當一種符號成功佔據了主導地位，它就會隱身，變成「自然而然」的真理。於是，階級的差異被轉化成了文明的演進，歷史的偶然被轉化成了進步的必然。

什麼「寵物」能搭鐵路，是一場符號戰爭，而戰爭的勝負，早在進入公共空間之前，就已經由社會階層結構決定了。

來，再聽多次，路家敏的歌曲《小時候》，讓我們來回復童真。

本文作者：無雙直傳（劉礎慊），學研社成員，法學（國際關係）碩士，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 港鐵今日首次允許寵物狗乘搭重鐵網絡｜無綫新聞　2026-3-1
2. 潮流興養母雞當寵物？據稱氣味有助放鬆　體溫還能安撫抱雞者情緒｜香港01　2026-2-7
3.《小時候》｜維基百科條目
4.《西方社會思想史》 第三版｜于海著　復旦大學　第250-263頁
5.《社會心理學》｜鐘毅平主編　清華大學　電子書版第52-54頁
6.《西方社會思想史》 第三版｜于海著　復旦大學　第413-437頁
7. 皮耶・布赫迪厄｜維基百科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