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進入一九七○年代時，由於許多國家在上個十年中高速經濟增長，以及近年來幾次農業歉收的緣故，全世界的商品價格出現了一次明顯的上漲。接下來在一九七三年，為了報復美國在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中對以色列的支持，石油輸出國組織丟下了一顆經濟震撼彈，它們切斷了原油供應並將西方國家列入禁運名單。這一事件的後果是油價翻了四倍。西方企業界與政府不得不面對不斷升高的成本，世界經濟驟然陷入衰退之中。

這次全球經濟危機造成了一個凱恩斯理論無法解決的新問題，即失業率升與高通貨膨脹開始同時出現。在凱恩斯理論的模型下，面對全球性衰退造成的失業率升高，我們應當擴大支出。但與此同時，面對石油禁運與商品價格高漲的合力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我們卻應當削減支出。財政危機使這一理論受到了質疑，凱恩斯主義者們很快就發現他們的意見已經不再能見信於政策制定者了。

這時，一個能夠對這場危機做出有力解釋的新學派開始嶄露頭角。曾是大學教授並擔任過總統經濟顧問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成為這一被稱作「貨幣經濟學」的新運動的領袖。 弗里德曼從修正凱恩斯學派的錯誤出發，他的這些新觀點迅速成為日後西方政治與經濟發展新模式的理論基礎。

早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時，弗里德曼與他的同事們就認為戰後凱恩斯理論的模型不可能永遠奏效，這是因為該學派忽略掉了一項重要的「人」的因素：即通貨膨脹預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弗里德曼聲稱，當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公共支出和放貸來挽救經濟時，其正面效應只是暫時的。政府向經濟注入更多的貨幣時，它的即時效應是創造出工作機會並使人們有更多的錢來消費。但是，當人們支出更多的貨幣時，整個經濟的總需求就會增加，這將導致供應商調高售價。弗里德曼在此警告說：過不了多久，商家與工人就開始學聰明，他們對價格的上漲與政府增加支出存有預期，因而要求更高的工資與更高的價格。這樣一來，國家干預的最終效應就不是經濟增長，而是政府支出與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弗里德曼指出，在經歷了初期的增長之後，經濟最終還是將掉回到原點。

一九七○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似乎印證了弗里德曼的理論。當西方政府採取擴展支出週期（spending cycle）的方式來抑制衰退時，對就業率和所得水平的正面效應只能持續一段有限的時間。當人們領悟到個中道理的時候，它就失效了。在差不多兩年之後，擴大政府支出的干預手段就造成了通貨膨脹率飛升，給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帶來嚴重損害。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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