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經濟發展中可能的陷阱與矛盾，已有很多討論。身為記者和經濟學家的威爾·赫頓（Will Hutton）談過，中國 市場改革「只進行了一半」（halfway house）。我的朋友和 同事裴敏欣（Minxin Pei）則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蹟是「陷入轉 型的困境」，缺乏民主改革的中國終究會喪失掉持續其驚人的 增長以及發展的能力。

赫頓和裴敏欣在討論「陷阱」時，指 的是中國的集權政體若再不改革，就會限制它們更進一步的發 展。我們這裡探討的「中國陷阱」是指外交政策而言。具體說 來，我們將觀察國內的政治壓力如何使中國的外交被迫採取某 些姿態。

大規模的經濟自由化已經使黨在過去二十年裡持續掌權， 但它也導致了大量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問題出現，這些問題有： 沿海地區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內陸地區，內陸城市則無法擺脫貧困；收入差距和社會階層化問題極為突出；地方精英施加的剝削隨處可見，地方政府更是腐敗叢生；出口型經濟永遠都處於一種過熱的狀態，科技進步已經導致外國觀念的湧入；並且黨許可了一種不穩定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以重新確定民族認同， 填補了日益衰敗的毛主義所留下的空白。

這些都是奇蹟般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而發展陷 阱就在此處。為了防止問題惡化為更嚴重的社會動亂或構成對 中央權力的威脅，唯一的辦法就只省下持續刺激經濟增長一途 了。這是中共對於一切問題所提供的最終答案。中國不敢停止 追求超快的增長速度，否則將有社會動亂的風險，而這是中國 領導人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以來一直都想避免的災難。

反過來，這種壓力對中國在世界上的佈局產生了強大的 影響力。如果中共遵循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原則和標準，就會削弱它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那種無條件的伙伴關係，包括從蘇丹和伊朗到大部分次撒哈拉非洲的國家，它們的集權政權都遭到西方國家的反對。

中共如果遵循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將妨礙 中國取得重要的資源與市場，並且失去具有地緣戰略價值的政 權如古巴和委內瑞拉等的友誼。基於同樣原因，將這些「流 氓」國家「改造」成更符合西方國家的標準，也不符合北京的 利益。一旦這些集權國家或國際上的挑釁者的污名被摘除，它 們將擁有更多的合作對象，如西方公司和政府。

這種改變會威 脅到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在這些國家，中國商業成 功的關鍵在於利用了西方人不願昧心去做的商業機會。一般 來講，要讓大國交出手中的戰略或實質優勢是不可能的事。就 中國而言，與國際社會中那些被棄之如敝屣的國家保持良好關系，既提供了戰略優勢又提供了實質優勢。

中共也不可能在其本國人民面前表現出支持西方自由主 義國家的普世人權和民主價值；它想維持統治就必須在國內遏 制住這些理念的傳播。中國在國外認可自由主義規範很快就可能反過來打擊到政權本身，會鼓勵國內少數團體，法輪功，西藏、新疆、內陸省份的改革者或心懷不滿的群體，誤認為黨的態度可能「正在軟化」，或者更糟的是，誤認為中共修改了自身方向。

簡單地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取決於它能否持續創造世 界上其他國家都無法達到的高經濟增長率。這讓中國的決策 者背負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在製訂外交政策時，必須以經 濟增長為優先考量並在道德問題上裝聾作啞。

《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森傑（David Sanger）寫道，針對現在中美兩國的政府來說，在北京是一個「戰略夥伴」還是一個「戰略競爭者」的問題上，華盛頓一直進行著永無休止的辯論。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選擇。以現實情況來講，中國既是 美國的「戰略夥伴」和「戰略競爭者」，又都不是。除非北京 的政治體制經歷了崩潰或劇烈的變動，否則中國在外交事務上 的分裂性格就不會改變。

正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想要解 釋中國在全球事務上為何會有那些僵化的作為，首先必須清楚 中國領導人必鬚麵對的國內問題。弔詭的是，中國在世界上的 實力和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於那種不安全感。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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