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初兩起事件的結合轉變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其自身之生存的態度。第一件事是，當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死於心髒病的時候，引發了一波遍布全國的學生抗議浪潮，兩個多月之後他們在天安門廣場遭到了軍隊的暴力鎮壓，接下來則是持續長達半年的戒嚴。胡耀邦當時成了這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實際領導者，這場運動要求更多政治自由以及改革，以配合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開始發動的經濟自由化。

遍及全國的抗議嚴重動搖了中共的領導地位，最高層在如何處理抗議問題上產生了分裂，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試圖引入支持改革的理念，以此來支持抗議者。但鄧小平拒絕了這種設想，堅持走一條強硬路線並認為唯有如此才能保證中國的生存。

在進行軍事壓制並對趙紫陽進行軟禁（一直持續到二○○五年他去世）後，當局開始迅速反思這場險些導致其垮台的事件的原因。這個問題的最初回答是一個綜合各個側重不同因素的諸多理論的大集合，最為流行的解釋是，西方政府具有顛覆中共政權的意圖，宣稱美國想要看到共產黨垮台。

諸如鄧小平和新任命的江澤民總書記等，在講話中也指責年輕人的思想出現了偏差，批評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此外，他們還把矛頭指向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認為這種危險的思想正在死灰復燃。

但接下來蘇聯崩潰了，東歐共產黨所執政的國家也一個接著一個垮台。當CNN報導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i Ceausescu）的屍體被群眾拿去遊行的時候，共產黨的內部機制已經處在超載狀態了。其他共產主義體制的國家做錯了什麼才會導致那種結局？如何避免那種錯誤？黨內高層的辯論現在集中在這兩個問題上。

早期討論的焦點集中在錯誤意識形態的流毒上面，把蘇聯垮台的重大罪過都歸咎於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個人頭上，他被黨內高級幹部指控為故意損害蘇聯共產主義的領土完整，他對傾西方的自由主義理念的同情根本就是賣國。但在架設重重的路障和檢查哨以加強管制之後，一月初所瀰漫的緊張情緒過去了，領導階層最為擔心的事情卻並沒有發生。

在隨後的日子裡，黨內的分析人士仔細研究了車載斗量的報告並且對蘇聯解體之原因做了詳細評估。來自眾多不同機構和黨內出版物的報告顯示，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分歧和往往是相互衝突的觀點。然而到九○年代中期，最高層卻在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問題上形成了共識，這些原因包括：一種過於教條化的意識形態、統治精英的自我封閉、黨組織鬆懈渙散以及孤立和停滯的經濟。

基於種種理由，這項評估可說是中國政治體制演變的一項里程碑。黨的領導人現在一致認為，單靠強制性措施是無法永久維持控制的，尤其是在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已在全球各地逐漸消逝的情況下。蘇聯體制在東歐崩潰的速度和規模證明，即便是做好絕對的萬全準備，一黨專政的國家也不得不定期提升自己的合法性。

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指出，幾乎所有黨內的評估都一致同意，包山包海式的計劃經濟和市場機制的缺乏是蘇聯體制垮台的根本原因。他們認為，意識形態上的過度教條化導致了蘇聯最後的失敗，當某些改革真的是至關重要的時候，那種教條主義卻駁斥了這些改革，給出的理由是說它們是「資本主義」的，並因此認為不適合蘇聯。

這些評估還指出，蘇聯的攻擊性外交政策是導致其崩潰的最後一項關鍵因素。中共理論家和政治局顧問鄭必堅警告說，在革命旗幟下走軍事霸權的道路是死路一條，因為這麼做只會切斷自己取得資本、能源和商品之潛在渠道。此外，他認為蘇聯崩潰的原因在於，決策者對外部世界閉目塞聽，使得他們想當然爾的地認為自身的體制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和最受尊崇的，可事實上卻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這似乎是華盛頓在十年之後忽略掉的教訓）。

在邁向二十世紀九○年代末的時候，中國官員和分析家利用這些想法建構了一套新的口號，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登場說成是「和平崛起」。這個術語意味著一條中國通往世界的新路線，也就是說放棄任何擴張和侵略的慾望，放棄追求國際霸權或輸出共產主義革命的做法。

中共高層一向非常在意中國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因此，胡錦濤上台時所說的「和平崛起」，很快又被修改為「和平發展」，怕被他人誤解為側重於「崛起」而不是「和平」這個概念上。

二○○八年，我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科院是國務院下的全中國最為著名的研究機構，期間我聽了一場報告，該報告概括了從天安門事件和東歐風波以來中共所學習到的教訓。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分析人士建議政府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提高生產力。

該報告敦促政府設法「不僅加強國家的綜合實力，更為重要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該報告接下去的說法是：領導人必須更加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靈活性」以及要變得更為「進步」。報告再次提及黨所推動的政策核心是經濟增長。黨被敦促要更好地了解族群緊張和政治緊張的複雜性及其根本原因，並把促進經濟增長作為最有效的解決方法。

正是這種靈活性和漸進的轉型挽救了自蘇聯共產主義崩潰以來的中共。鄧小平很快掌握到這理論的精髓，這反映在他和其他改革者利用白貓與黑貓的比喻來推廣解說中共應該放棄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政策，而改循實用主義的道路。（鄧氏的名言是：「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政府所採取的靈活性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從黨對藝術的態度轉變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端倪。視覺藝術之管制在許多社會都是一種挑戰。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保護了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相關的權利也都被法院擴大解讀。在九○年代後期，挑釁性的藝術尤其是以黨的領導人或民族英雄為主題的作品，或描繪毛澤東時代的諷刺作品，都無法在公開場合展示並且受到中宣部的管制。但在今日的大山子——先前是北京附近的一處大型軍工企業廠房——諷刺文學和漫畫等藝術表現形式象徵了最前衛的中國藝術。

中共當局想必對它們非常痛恨，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出現在口紅上、鄧小平化身為一隻猴子，或是共產黨的標誌被用來裝飾假冒的可口可樂或萬寶路的廣告，但當局已經下決心「給藝術家一點自由創作的空間」而不去製止這種趨勢。當局事實上採取了兩條路線：第一，他們說，這些諷刺性的藝術品的存在證明了中國是可能存在異議的；其次，因為這些藝術品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都有良好的銷售，所以中共官員把藝術形容為一種投資而不是社會批判，因此也不會視之為一種對黨的權威的直接挑戰。

以諸如此類的方式，中共大量運用了竹子政策（bamboo policy）。其內涵是，與其讓竹子筆直挺立，最終被吹斷，倒不如讓它在風中彎曲。這就是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期間推動的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江澤民在二○○○年宣布，黨應該學會代表三件事情：社會上的先進生產力、先進的現代文化和最大多數公眾的利益。

具體的說，這意味著黨從脫離現實、裝模作樣的社會主義觀念轉向到擁抱有創造力的人民以及務實可行的政策方案。「三個代表」的政策擴大了黨的成員，積極招募了「先進生產力」，這些先進生產力包括了知識分子、學生、企業家和私營企業的企業主。換在是四十年前，同樣的一群人應該被發送到農村的勞改場去「再教育」和「再改造」。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理論精神上的重大轉變。它承認了一個事實，即沒有生產力和出口的增長就不可能有繁榮。而且我們不要忘記，若是繁榮不能反映在提高就業、住房以及對於一個更好未來的承諾上，那麼中共政權的穩定就可能受到嚴重的威脅。二○○三年，胡錦濤繼江澤民推出了他自己的口號，「科學發展觀」，這個口號要求大家去關注幾個新焦點，主要是一系列快速竄起的社會問題，諸如城鄉差別和無孔不入的腐敗。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