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有一句人常被引述的話：「我已經找不到回憶中的美好過去了」（"there's no there, there"）。與這句名言所表達的含義相同，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也是難以捉摸，不斷變化的。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挑戰是它得將變化導引到一種正面的結果上，同時賦予當代中國認同一種有前瞻性與生產性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採取謹慎的和深思熟慮的靈活性似乎是關鍵。

二○○九年發生在西藏、新疆的事件，或是異議人士公開質疑黨的路線，以及其他幾個受高度矚目的案子中，中共的反應被認為是別無選擇的。但除此之外，中國領導人已經學會以靈活而細膩的手法去控制變化。然而，在東部沿海的大都市裡，這個中國社會的核心所具有的多變性強化了中共對混亂的恐懼，促使中共持續追求經濟增長，好讓老百姓有工可做、有房可住、幸福快樂。

這可不是容易的事。中國社會的發展速度和它天際線的變化速度一樣快。有人說，中國社會變化之快，文化也跟著改變。 「我們這一代人」這一個概念已經不適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我這一代人」的概念。無論是如何形成的，這些社會壓力可以用來測試中國一黨專政體制如何以及為何能夠成功的管理甚至限制中國人在某些細微領域裡的選擇。

今日中國青年在一種和他們的父母一代非常不同的時空環境裡成長起來，在物質享受、父母關注以及生活空間方面，他們較少與人一起分享。他們比父母當年的遭遇要好太多了，另外，感謝一胎化政策，使得他們可以獨享這一切。對於這新的一代來說，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他們在乎的只是讓自己快樂的自由。

許多中國人已經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選擇性。當被問到「做一個中國人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時，大多數生活在東部沿海地區的人民給出的回答與他們在九○年代會給出的回答是不相同的，那時的回答是把自己形容為一個優秀黨員。相反，他們現在談論的是住在哪裡，也許還會告訴你公寓裡的傢俱是從遍布全中國的宜家（IKEA）裡買來的。

他們談論工作以及在新的市場經濟還有什麼新機會，談論他們去哪裡買衣服和家居用品，他們的子女在哪裡上學，以及一家人希望夏天到哪裡去旅遊。他們提到城市的變化會開玩笑說，中國的新國鳥是建築起重機（雞）（譯註：機與雞同音），並湧向到處遍地都是的網吧、現場音樂會、狂歡舞會和咖啡館。

城市空間的變化經常決定了社會變遷的方向。上海和北京流行著一則小笑話：你去晚餐前一定得打一通電話給餐館，不是為了預訂座位，而是要確認飯館尚未被拆除。這類笑話的背後，反映的是人們擔心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的社會型態會隨同建築物一起消失。

例如，「胡同」是指舊城區裡那些穿過排排一兩層房屋的狹窄巷弄，在這類傳統的居住方式中，人們總是敞開自己家的大門，年長者會坐在前面庭院的柳條椅子上，在桑樹和銀杏樹的樹蔭裡下象棋，人們進進出出，在邊上圍觀，孩子們則在一旁玩耍。但是，在過去十年裡這一切發生了變化。 「胡同」已被推土機推平，以便為新的高層辦公大樓和商業廣場留出空間，胡同里的居民被迫搬遷，熟悉的鄰居無可避免地被分開了。

現在，大家都生活在一種粗製濫造、缺乏人性溫暖的現代空間裡，看上去就像一種新形成的貧民窟。新的公寓可能距離他們的老家開車數小時遠，在這裡他們緊閉著大門，過著孤單的日子，再也不會有鄰居互相串門的熱鬧。在上海流行著一句非常生動的話形容這種情形：「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譯註：作者對這句上海俗語的理解略有偏頗。浦西是上海最早繁榮的中心城區，而浦東在最近二十年才得以發展。故這個俗語的本意是指，上海人寧可生活在居住狹窄的城區，也不要住在有一間房屋的鄉下。）

從中國生活空間以及年輕人對未來的憧憬的變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個人生活習慣方面的轉變。其中之一就是「隱私」觀念的演變。從這個詞彙在西方的語義來看，該名詞在中國仍然是一種新理念。中文把privacy翻譯為「隱私」，這個詞在中文傳統裡意味著秘密、陰謀和非法行為，與西方的理解非常不同，西方一般把這個概念和個人權利以及人身自由的想法聯繫在一起。

年輕員工現在反對老闆攔截他們的電子郵件，地方當局也許不再為了支持一胎化政策而去追踪女性的月經，十二歲的少年反對父母檢查他們的臥室，接受水電供給與垃圾清理服務的人們現在開始拒絕政府在這些問題上對他們問東問西。這種變化幾年前已經出現，而更早的時候，國家要向人民提供住房、就業、口糧以及旅遊，公眾則自覺地提供各種信息給國家，婦女自願地遵守國家的安排去監督她們的月經週期以確保自己並沒有意外懷孕。西方式的隱私觀念（通過網絡空降到中國社會裡）已經挑戰了傳統上中國人對於公眾和個體生活之間的那條界線。

劍橋大學漢學家安·朗斯黛爾（Anne Lonsdale）把這些發展看作是「少許浮出表面的泡泡」。仍然還有許多其他事情都未曾改變，這個情況也凸顯了中國的混合式發展只進行到一半而已。在許多公共廁所裡，人們仍然以蹲在地上、手肘碰到腳肘的方式大號。醫院的病人往往在其他訪客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治療。

在交談中，中國人的禮貌文化並未對詢問或批評個人的私事立下太多禁忌。例如在中國，說「你看上去老了很多」或「你為什麼胖了這麼多」並無甚麼不妥。顯然，具有中國特色的「隱私」有著其獨特的生命和意涵，它跟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頂多也只能產生些類似的效果而已。

此外，為了彌補共產主義留下來的意識形態真空，人們對宗教的需求也增加了。在這方面，政府發現，較之於過去只是單純的禁止所有宗教，現在要在非法宗教與合法宗教之間謀取一個平衡要棘手得多。

正式來講，中國政府仍然是無神論的信奉者，但自市場改革啟動之後，它已經不得不變得對宗教活動更寬容了。國務院在二○○五年頒布了新的條例，為國家許可的宗教團體提供司法權利。然而，一些團體仍然遭到起訴和鎮壓，因為對共產黨來說，這些信徒對該教派的忠誠度以及奉獻精神很可能會演變為對中共自身的威脅。

以法輪功為例，該團體於一九九○年代出現並且快速增長，以至於中央政府都要召開緊急會議去討論如何面對它們。法輪功是一個結合了佛教、道教和氣功等大量傳統文化的精神運動，是一種傳統形式的中國修練方法。法輪功成員在一九九九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嚇壞了中共，當時上萬名信徒突然出現在中共高層領導的辦公地中南海附近，進行了一次安靜而有紀律的示威。當局把這個事件看做是一種威脅，此後法輪功一直遭受到嚴厲鎮壓。

中國還有四五百萬的西藏人進行佛教修行。他們的精神和政治領袖達賴喇嘛在印度境內位於達蘭薩拉的地方領導了一個流亡政府，精心策劃一場要求西藏自治的國際運動。沒有什麼事情比「分裂主義」（Splittism）的思想更能讓共產黨領導層感到緊張了，Splittism這個字是中文的「分裂」二字的正式翻譯，它最初來自馬克思主義，意指「撕裂」。「分裂主義」的觀念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分離主義分子（Separatists）的深層恐懼，他們深怕某一地區的分離主義可能會鼓動其他地方產生出類似的情緒，並最終威脅到國家的整個主權。

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賦予這個詞一個負面的意涵，以致於現在成了通行的用法。 「分裂主義」的指控往往是針對西藏人；中央政府透過監視器以及電子錄影設備來監控許多西藏寺廟的日常活動，並常常逮捕那些出言批評中共、批評漢人在西藏活動的人。它還試圖以「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來改造具有宗教意識的下一代西藏人，教導他們一種國家認可的佛教思想，並重申了共產黨在國家統一和民族主義方面的主張。

第二股潛在的「分裂分子」則出現在新疆。自二十世紀八○年代起，當地被稱為維吾爾族的穆斯林族群一直都在以激烈的方式要求更大的自治權。近些年中共已經面臨來自維吾爾族日益嚴峻的挑戰，他們以炸彈襲擊和抗議的方式來要求獨立。穆斯林少數族群人口也分佈在中國其他地區，他們在那裡受到漢族中國人的歧視，並為了爭取更大的文化和宗教自由而抗爭。

與此同時，自八○年代以來基督教也像野火燎原一般的在全中國迅速散播。中國政府對於任何「大型集會」都有著難以擺脫的恐懼感，這意味著每個教會可以接受的信徒人數受到限制。然而，這不但沒有減少基督徒的數目，反而創造出一個龐大的地下基督教組織。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所做的一份報告估計，中國地下基督徒的數目介於五千五百萬到七千萬之間。

因此，當改革開放繼續推進的時候，它所衍生出來的社會現象迫使中共必須對更多的信仰與社會輿論空間做出讓步。但中共也必須對它們加以提防，以防止它們對權力核心構成挑戰。類似法輪功、佛教、維吾爾人以及基督教這樣的團體已經迫使當局意識到，它必須把凝聚、塑造一種可以安撫人心的公民文化當作施政的第一要務。

然而，為了爭取完成這一任務所需的時間，奇蹟般的經濟增長還是必須持續進行，因此，中國對於原材料與能源的取得以及與願意配合的盟友的合作，仍是至關重要的。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