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後期，搭載一架「櫻花」特攻機的一式陸上攻擊機。（維基百科圖片）

歷史上最動人的戰役，往往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其動人之處不在「勇氣」本身，而在於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死無生的「哀兵之勢」——說白了，就是咬緊牙關去送死的覺悟。從張遼的「劍圍」、趙子龍七進七出，到岳家軍大破金兀朮，這些傳奇背後，成就的不只是為將者的狠勁，更多是天意與運氣。小說家將之敘寫為「奇蹟」。

「神風」曾拯救民族於蒙古來襲，日本人深信用意志可以「召喚」奇蹟。二戰末期，他們組織了神風敢死隊，試圖以血肉之軀逆轉敗局。七生報國的激情猶在，卻忽略了奇蹟最關鍵的前提是「天數」與結構性條件——在「佛理」之前，首先也要講「物理」。他們輸了，但後人如何評價這段歷史？狂人？侵略者？還是某種令人既敬且懼的「意志力」？

不光是動漫作品，日本在很多文藝作品中都滲雜著美化侵略歷史的元素。例如講述二戰「神風特攻隊」的文學作品《永遠的0》，在日本共售出500多萬冊，並於2015年拍成同名電影。以一段愛情故事來包裝戰爭，但二戰的日本為何會走到用「敢死隊」這一步，卻隻字不提。（電影劇照）

無論答案為何，近代東亞只有日本曾系統性地向外投射武力。這本身已是一個必須面對的歷史事實，值得深思。

從軍事動員到敘事動員

戰後日本被剝奪了常規軍隊與交戰權。然而，它沒有放棄「動員」的技藝——只是將戰場從實體空間轉向了象徵空間。從1970年代起，日本動漫用了整整四十年，對幾代人完成了潛移默化的價值灌輸，乃至產生出對外的文化溢出。至今我們仍記得：宇宙戰艦大和號的主炮、無頭單手的高達向天開槍、NEW Gundam以一機之力阻止隕石撞擊地球、穆大叔兩度「化不可能為可能」……觀眾稱之為「熱血」，是「只要有希望就不能放棄」。但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這些敘事在反覆植入一個深層信念：「天必定會幫助自助者」，「奇蹟絕對可以由人創造」。甚至《叮噹》（哆啦A夢）中，大雄遇險必有叮噹尋得法寶相助，也是同一邏輯的輕鬆變體：山窮水盡時，奇蹟就在你身邊。

這種敘事結構可稱之為「奇蹟意識形態」——它否認歷史的偶然與結構性的不平等，將成敗歸因於個體的意志與犧牲精神。而當這種意識形態被集體化、民族化，便極易導向極端民族主義。

法西斯式敘事的運作邏輯

我們需要正視一個名詞：「法西斯」在這裡不是隨意指責，而是指一種以美化暴力、否認個體代價、鼓勵犧牲動員、為了國家極權執行功利主義的修辭體系。其運作規律可歸納為：神聖化的英雄主角（領袖或象徵性角色）、簡明而絕對的信念（「正義」、「救國」、「保護家園」）、可無限放大的傳播平台（電視、電影、周邊、遊戲）、重複的儀式化場景（變身、絕招、犧牲場面）、主題曲與經典台詞（情感錨點）。

日本對此極為嫻熟。在今人想像中，戰國武將的家徽、頭盔、佩刀；武士刀的每一道水紋與刻字；日常禮節的一絲不苟——這是從小培養的對「細節象徵」的敏銳。沒有人真正知道「燕返」或「二天一流」如何施展，但只要有長刀或雙刀，傳說便能復活。劍心的逆刃刀、左之助的斬馬刀、齋藤一的牙突起手式；「你已經死了」、「變成光吧」、「制裁」——這些符號的第一層是勇氣，第二層則鍍上了「正義必勝」的光環。然而剝開包裝，核心只是弱肉強食、白刃交兮的生死現實。

這種敘事為何危險？因為它將戰爭與犧牲「美學化」。從神風特攻隊的「七生報國」頭巾，到大和號明知會沉仍駛向沖繩，再到動漫中主角從容赴死——每一次都在複製同一套模式：哀兵之勢被神話，集體送別被儀式化，而「萬骨枯」被輕盈地跳過。靖國神社裡的英魂，正是在這種敘事中被構造出來的。

編按：日本前首相安培晉三於2021年12月在一場線上會議上發表演講，首次明確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 暗示如果台海發生武裝衝突，將被視為對日本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日本將武力介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著名軍事漫畫家小林源文早在2019年便著手以相關題材創作漫畫，描述日本武力介入台海衝突的場景。該漫畫於2022年2月出版，台灣中文譯版出版時，還直接用上安培晉三的原話《台灣有事》。由此看見，在日本部分人的眼中，武力介入台海衝突是日本必然會採取的國家行為。（網絡圖片）

作為軟實力的動員體系

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通過文化、價值觀吸引他國的能力。日本動漫顯然是軟實力的成功案例。但我們要追問：軟實力是否必然導向開放與和平？未必。當一個國家將其歷史創傷、復仇渴望與民族自尊包裝成「守護地球的正義之戰」，並向本國青年反覆播放——這本質上是一種內向型的軟實力動員，目的在於塑造「隨時願意為集體犧牲」的公民。

社會學家米高·曼（Michael Mann）將此稱為「意識形態權力」（Ideological Power）：通過意義的製造與傳播，使民眾自願服從甚至獻身。日本動漫中的艦長、高達機師、幪面超人，正是意識形態權力的載體。他們不是單純的娛樂角色，而是道德與能力的雙重楷模，引導觀眾內化一套價值：以暴易暴是正義的、個人能力足以拯救世界、為集體目標可以無限付出。

當心智成長中的青少年反覆觀看這些情節後，聽到陸上自衛隊的銀樂隊奏出《宇宙戰艦大和號》的主題曲，會自然升起崇敬而非警惕——這，正是文化動員的成功。

2024年8月，台當局軍樂隊在慶祝「空軍節」時當眾演奏舊日本軍歌《軍艦進行曲》，因歌曲具有舊帝國海軍背景引發兩岸與社會爭議。

中國英雄敘事的真空

中國有類似的文化動員能力嗎？沒有。我們的神話（《西遊記》、《封神榜》）在八九歲孩童眼中已顯虛假——誰會希望拯救自己的英雄是六小齡童？而當他們到了黃果樹瀑布，便明白水簾洞不過是一處場景。日本的孩子卻相信：只要找到變身器，自己就能變成超人太郎；只要努力學習駕駛戰機，就能配合超人作戰。日本動漫為青少年建立了可參與的幻想：只要喊出變身口號、擺出姿勢，奇蹟就能重現。

真人真事：上一學期，我對香港學生講到關公，學生一臉茫然。同一時空，日本學生卻在遊戲世界中操作關公。在中華文化影響圈中，我們提供了歷史素材，日本完成了提純與現代化包裝。中國動漫仍停留在江湖恩仇、部落打鬥，而日本早已登上星際，無數次「守護全人類」。我們的山寨超人、藍貓叮噹，在象徵生產力上不堪一擊。

更隱蔽的是，我們自己的青年也已被日本敘事潛植。「比黃昏更昏暗」的咒語、「火遁·豪火球」、「九頭龍閃」、「鐵甲飛拳」——這些口號成為跨國文化符號。但很少有人追問：這些作品的底色是什麼？幪面超人中的反派曾被稱為「支那」；Keroro軍曹的帽子是二戰日軍軍帽；《浪客劍心》的最終BOSS雪代緣與「四神」以中國為原型。符號從來不是中性的。

當然，我們也有英雄故事。但日本擁有另一種維度：崇拜虛擬角色，精神不死，被一代代文明添加劑昇華，每十年一次的紀念活動中反覆狂熱重燃。為了「愛、正義與和平」，學童被教導認同以暴易暴、天誅人誅、不惜代價拯救地球。

我依然熱愛熱血動漫，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YouTube上搜到中國版的動漫戰歌——有水木一郎或米倉千尋那樣的聲音。祝願國漫多推出幾套《哪吒》，人設能像《仙界傳封神演義》一樣精細，其敘事角度是守護文明，而非崇拜犧牲。因為真正的和平，恰恰需要跳出「奇蹟意志」與「犧牲美學」的迴圈。

編按：本文作者在文章結尾提到的祝願，在去年上映的電影《哪吒2》電影中，已可謂達成祝願。（哪吒2電影海報）

筆者註：原文為筆者成於2011年11月之《從日本動漫說：法西斯式的救世教育》。近年來，日本安保政策不斷朝着進攻性、擴張性、危險性的方向轉變，早已戳破「和平國家」的自我標榜。筆者將此文重寫，希望能產生與時局對讀之效。

本文作者：黃冠麟，學研社成員，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