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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上月底發生的虐狗事件，全網熱議聲音不斷，詳情不再重覆。原本，大陸和香港輿論的矛頭基本一致，但因香港愛護動物協會（SPCA）以「虐待動物畫面會造成二次傷害、可能刺激模仿」為由，主動向警方申訴，要求社交平台移除相關影片。短短數日內，「成功」將輿論矛頭從施暴者轉向了自己。

階層分野：兩套正當性邏輯的斷裂

目前，香港沒有一家動物福利機構能夠在規模、服務範圍和影響力上全面取代SPCA。他們憑藉其過百年歷史、龐大的運營規模和全面的服務網絡，在香港動物福利領域佔據著無可爭議的龍頭地位，在此領域早已成為政府合作伙伴之一，同時也賦予了他們獨特的影響力。

SPCA的刪片決定，體現的是一套制度化、專業化的動物福利論述，為了預防其他未被受傷害的弱小動物提供隱形護傘。在這套邏輯中，風險管理、預防模仿、資訊流通管制是優先考量。

但香港坊間的反應，展現的卻是另一套邏輯，主要出發自基層的、情感動員的、由下而上的動物正義論述。這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行動邏輯，其正當性建立在對受害者的集體同理、對施暴者的公眾懲戒、以及對制度失靈的輿論施壓之上。

當SPCA以專業主義視角，已自置於坊間的情感邏輯的對立面。雖然兩者立場也是在保護生命，但在坊間看來，反覆傳播的影像更有助於傳播未被伸張的正義。SPCA的專業考量，在眾怒難犯之下、在情感洪流面前，顯得蒼白而疏離。

雙重正當性危機　夾縫中的龍頭

這場風波暴露了SPCA的第一重正當性危機：長期與政府合作的形象，使坊間質疑其「過度配合政府、喪失獨立倡議立場」。當SPCA向香港警方舉報一個發生在內地、不屬香港警方管轄範圍的事件時，坊間的解讀不是「專業協作」，而是「主動配合官方滅聲」。在一個對官方權力高度敏感的政治生態中，這種質疑一旦形成，便極難消解。即使，SPCA與其他動保機構，一同促請政府正視虐待動物問題，盡快訂立謹慎照顧責任法例。

更深層的第二重正當性危機在於：刪除影片的決定與坊間情感需求嚴重脫節。SPCA的支持者——那些長期捐款的市民——恰恰是對虐狗事件最感憤怒、最渴望真相的一群人。當SPCA的決定被解讀為「阻止公眾知悉事件」時，它不僅失去了道德高地，更直接威脅到自身的生存基礎。「罷捐SPCA」的呼聲並非一時的情緒宣洩，而是對一個99%依賴捐款的機構最致命的威脅。而SPCA亦即時受到第一波嚴重「懲罰」，需要主斷中止7月18日的賣旗籌款。

SPCA事後反覆強調，它支持保留原始影片作為調查證據，只是不希望「未經遮蓋或剪輯的完整施虐畫面」在平台傳播。這個立場本身並非不合理，但問題在於，當專業主義論述與民間情感動員發生碰撞時，被聯想為「高牆」的制度化機構的「理性」往往被感知為「冷漠」、「專業傲慢」，而這種標籤的殺傷力，遠超任何政策辯論。換一個角度理解，一個無辜的人被標籤為「鹹濕仔」之後，要如何理性辯解，才能自證清白？

場域理論：資源競合生態  

這一事件也折射出SPCA在香港動保機構生態中的微妙位置。在合作層面，SPCA與其他動保機構在「動物守護計劃」中與警方、漁護署形成制度化合作；在政策倡議上，也曾與其他聯盟共同發聲，推動《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修訂。

但在競爭層面，SPCA佔據了最大的公眾關注度與捐款份額，其他機構如近年愈來愈受關注與歡迎、專注前線救援動保機構，在各自細分領域中與SPCA形成資源競爭。更重要的是，SPCA與政府的緊密合作關係，既是其影響力的來源，也成為其他更激進的機構質疑其「獨立性」的靶心——「SPCA和漁護署一樣，交浪浪俾佢地，浪浪就會被人道毀滅。」

其他動保機構在虐狗案件中表態鮮明，但對SPCA並無落井下石。當SPCA陷入輿論風暴時，那些更貼近動保關注者的機構，或會成為了不滿SPCA而退捐者的潛在支持目標。沒有硝煙，但這是一場資源再分配的競合戰爭。

這種情況也正正符合了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社會由多個充滿競爭的微觀領域（場域）組成，其核心邏輯為：行動者在場域中競爭各種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爭取優勢地位與支配權。場域內的「支配者」致力於維持現狀（如SPCA）；而「挑戰者」（其他動保單位或個人）則運用手中累積的資本，採取結盟或策略性圍攻，企圖顛覆既有結構。近年，特別是具行動力、對公眾回應迅速的小型動保機構，已經開始掌握發言權，在公共媒介中發聲連連，比如「龜途」的陳仲邦。

制度化動保的結構性困境

SPCA的困境在於試圖習慣以專業、理性的方式行事，與坊間的情感需求產生距離；而當它試圖回應坊間情感時，又可能偏離其專業定位與制度合作夥伴的期望。這種兩難，並非SPCA獨有，而是任何一個在「體制內」運作的大型NGO都必須面對的宿命。這就是「結構化困境」。

就算是班中學霸，有時也要和學渣做好朋友。何況這場關於「誰有權定義何謂適當之動物保護行動」的正當性競逐，恐怕還遠未結束。我相信，SPCA這一次重金買教訓之後，必定要學習如何在張力中找到平衡，並且管理層要學習換位思考，讓動保圈子中持有不同的正當性邏輯的持分者，都能夠談得上話而非保持距離。

行文之時，筆者正在進行動物福利議題及公共行政「正當性爭奪」的論文撰寫，本文採用部分觀點，供讀者參考。

本文作者：黃冠麟，學研社成員，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