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萱日前就內地虐狗事件撰寫《反對虐殺動物為何被惡意標籤？》一文，被轉載到《觀察者網・風聞社區》後激起兩地網民激烈爭論。學研社友人戴慶成直言，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差異」——香港人支持動物權益 vs 大陸網民嘲笑。關注動物權益的友人黃冠麟則認為，這是「兩個大世界觀的對撞」，不純粹是動物問題，而是動物與人的關係、動物權益與動物福利的視角之爭。

《觀察者網・風聞社區》擷圖。

筆者認同他們的觀察，但問題癥結是在於：兩地文化各自以自身為主體、對方為客體，缺乏真正的交往理性。香港文化受西方影響較深，傾向以西方動保論述為標準；內地文化則對西方話語抱有戒心。雙方各說各話，對話自然難以展開。

要化解這一困局，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將對方視為平等對話的主體，而非被動接受的客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佛家與道家思想，正是讓內地群眾理解和接受動物保護觀念的重要文化橋樑。

寵物搭鐵路的「符號戰爭」：誰定義了「文明」？

筆者早前在《寵物搭鐵路是一場「符號戰爭」　為什麼「雞」不能搭？》一文中，曾剖析動物議題背後的符號政治。文中指出，隨着教育水平提高和國際資訊流通，「動物福利」和「生命尊重」的觀念在香港越發普及。西方社會普遍認為，對待動物的方式體現了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容許寵物進入公共空間被視為城市進步和「人性化」的象徵。

然而，問題在於：誰有權定義什麼是「文明」？

筆者在該文中反問：如果有人以雞為「寵物」，能打防疫針、有衛生證明，人們又會否接受雞這種「寵物」進入公共空間？畢竟數十年前，市區亦有家庭養雞，有些是作為「食材」，有些則是家長買給小朋友作為「寵物」。

這一反問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所謂「文明」與「不文明」的界線，往往是特定社會群體基於自身偏好所建構的符號秩序，而非客觀真理。中產階層掌握媒體和話語權，定義了什麼是「文明的養寵方式」——貓狗被視為「家人」，其他動物則被排除在外。這是一場「符號戰爭」，關乎誰有權定義「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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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兩地動物保護話語的差異，也是一場「符號戰爭」——它關乎誰的話語更具正當性、誰的價值觀更「進步」。要化解這場戰爭，需要的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通過交往理性，在尊重彼此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尋求共識。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從「主／客」對立到「主體間性」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提出「主體間性」概念，認為人類有兩種行為：一種是策略性行為，以成功為取向；另一種是交往行為，以相互理解為目標。交往理性要求凡有言說與行動能力者，皆應被認可具有參與對話的權利 [注1]。

當前兩地關於動物保護的爭論，恰恰陷入了「主—客」對立的困境。香港文化以西方動保論述為主體，將內地文化視為落後的客體；內地文化則以自身傳統為主體，將香港觀點視為崇洋媚外的客體。雙方都沒有把對方視為平等對話的主體。

筆者認為，要打破這一困境，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動保話語，而應回到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中尋找資源。唯有以「主體間性」的態度，將內地文化視為平等對話的主體，從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傳統觀念出發，動保理念才能以「自家話語」的方式被接納。

被遺忘的中國傳統智慧：儒家、佛家、道家的動保思想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着豐富的動物保護思想，遠比許多人想像的更為深厚。

儒家主張「仁民愛物」。《論語》記載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只用一鈎一竿釣魚而不用大網，射鳥不射歸巢之鳥，體現了對動物生命的珍惜。《孟子》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將仁愛從親人推及百姓，再推及萬物。王陽明更言「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將對動物的惻隱之心視為人與生俱來的良知。儒家強調「取物不盡物」、「用之以時，取之有度」，體現了可持續的生態倫理。孟子更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之說，將不忍之心從人推及動物。[注2、3]

佛家以慈悲為懷，主張「戒殺護生」。佛教認為眾生平等，一切生命皆具佛性，因此反對無端傷害任何生靈。放生、護生是佛教的重要傳統。

道家則崇尚「道法自然」，強調人與萬物和諧共生。道家以「道化生萬物」與「無為」為思想核心，其智慧結晶能有效促進動物關懷的理論研究及實踐發展。《莊子》中「絡馬穿牛」的討論，正是對人類干預動物自然天性的反思。

在中國社會裡，佛教倫理、道家學說和儒家思想可喻為根植於中國民間的三大「福音」，它們共同構成了動物保護倫理的理論脈絡。在西方動物解放運動興起之前，國人受這三大思想影響，對待動物的態度相比西方更為仁慈。中華傳統文化中有着濃郁的動物關愛之情，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文明之初破除人類中心主義的早期文化實踐。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狗是「六畜」之一；「六畜」即是古人豢養在家中的6種動物，可見狗是相當受人重視的。春節，農曆正月的第一個星期便是「六畜」與人的生日，人日是大年初七，狗的生日是大年初二。圖為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十犬圖冊》，此圖冊為乾隆時期的宮廷畫家所繪，表現獵犬「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骨相多奇，儀表可嘉」等主題。此畫對開有內廷侍臣張廷玉書寫的晉傅玄的《走狗賦》選節。

以交往理性搭建文化橋樑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深層的契合點。哈貝馬斯強調「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動的基礎，通過文化、社會與個性三個層面實現社會整合。而中國傳統文化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豐富的「生活世界」：儒家的人倫關懷、佛家的慈悲精神、道家的自然觀念，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理解人與動物關係的文化底色。

要有效向內地群眾宣傳動物保護，不應簡單套用西方動保話語，而應回到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中尋找資源。具體而言：

第一，回歸儒家「惻隱之心」。孟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的仁愛精神，是中國人普遍認同的道德情感。以虐殺動物喚起人們的「不忍之心」，比引入西方「動物權利」論述更容易引發共鳴。

第二，援引佛家「慈悲護生」。佛教在內地有廣泛群眾基礎，「不殺生」是基本戒律。從慈悲角度呼籲愛護動物，符合中國人的宗教情感和道德直覺。

第三，發揚道家「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道家核心思想，也是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理念。將動物保護納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框架，既能對接國家政策話語，又能獲得廣泛社會認同。

結語

友人黃冠麟指出，當前爭論是「兩個大世界觀的對撞」。然而，世界觀的對撞，正正是應成為對話的起點。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提醒我們，真正的溝通需要超越「主—客」對立，在平等對話中尋求共識。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佛家與道家智慧，正是連接兩地動物保護觀念的文化橋樑——它們既是中國人共享的精神資源，又與現代動物保護理念存在深層共鳴。

筆者在《寵物搭鐵路是一場「符號戰爭」》一文中揭示了動物議題背後的符號政治與文化建構。同樣，兩地動物保護話語的差異也是一種「符號之爭」，它關乎誰有權定義「文明」、誰的話語更具正當性。要化解這場「符號戰爭」，需要的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通過交往理性，在尊重彼此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從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中提煉動物保護的倫理資源，最終達成超越文化差異的道德共識。

正如哈貝馬斯所言，交往理性的目的在於促進社會團結。在動物保護這個關乎生命尊嚴的議題上，兩地同胞完全可以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園。

作者為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 西方社會思想史　第三版　366-388頁｜于海著　復旦大學 
2. 從生態智慧到生態倫理｜光明日報　2013-6-24
3. 生命大如天——「天人合一」與動物保護｜大自然雜誌　2008年第5期（總143期）